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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隽向知青博物馆捐赠《知青心中的周恩来》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5358    更新时间:2008/8/14    

    在中国首家知青博物馆——新右旗思歌腾开馆之际,侯隽大姐向博物馆捐赠了她主编的《知青心中的周恩来》和一张2008年2月25日的《北京青年报》,以及部分老照片。 

    所以捐赠这张报纸,据说完全是为了《对于周总理知青从未忘记》,该报C3版用整版篇幅刊登了这篇文章。全文如下:

 
                              侯隽:《对于周总理知青从未忘记》
                        四十多位知青代表撰写的回忆文集出版——

  从北京驱车沿京沈高速到达天津的宝坻出口,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然而,四十六年前,19岁的知青侯隽和女伴一起,坐上长途汽车,前往插队的河北省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大队,却整整用了两天时间。“第一天到达天津,先蹲上一宿,第二天才能赶上到宝坻的汽车,每天只有一拨。”

    这位北京姑娘恐怕并没有想到,这一走之后,她的命运从此发生巨变:与宝坻的另外两位女知青邢燕子和铁姑娘一样,她成为了影响整整一代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典型,此后,作为全国劳动模范、“知青明星”,侯隽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

  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文革”末期,她到达政治生涯的最顶峰,那年春天,她被任命为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陈永贵副总理。

  今年,侯隽已经65岁了,算起来,她在宝坻这个异乡整整生活了46年,其中,有18年是真正“扎根农村”的务农生涯。去年,当她从天津宝坻区政协主席的职务上退下来后,不少人曾经劝她把大起大落的传奇经历写成自传,她拒绝了。她说自己是那种“不愿回头数脚印的人”,“甭管是正的、歪的,过去就过去了,我只管往前走。”

  但是,有一个人却是她觉得自己非写不可的,那就是曾经一手培养了她、并在“文革”中暗中保护了不少知青的周恩来总理。现在,赶在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以及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的2008年,一本由侯隽自己以及40多位曾在全国各地饱经历练的当年知青代表撰写的回忆文章组成的书《知青心中的周恩来》,即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捧着厚厚的书稿,侯隽心潮起伏,老泪纵横。对于她来说,这本书的出版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记录了他们那一代人在广阔天地付出的青春和汗水、苦乐年华,以及他们对于周恩来总理的由衷思念和真挚感情。


                                   “明星知青”扎根当地直至退休

  在京沈高速的宝坻出口,第一眼看到亲自前来迎接的侯隽,觉得与印象中的“知青”有些出入,四十多年的无情岁月,已经把当年登在《人民画报》封面上的那个梳着齐耳短发、扎着白头巾、风华正茂的年轻姑娘,变成了一位笑容爽朗、言语热情、看起来朴实无华的老大妈了。只有从她眼镜背后的眼睛里透出的自信和言语中的干脆利落劲儿,可以觉察出她曾经有过的不平凡的经历。

  侯隽1943年3月在北京出生,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工会的干部。从小学起,侯隽随着母亲工作的调动来到良乡,直到1962年从中学毕业,侯隽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三年自然灾害过后,良乡中学校长做了报告,号召那些家在农村的同学,希望他们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就回乡务农去。

  校长的这番话,奇异地在班里五个非农户口学生之一的侯隽心中生根发芽。当时报纸上有关回乡参加生产的先进知识青年邢燕子、王培珍的事迹已有报道,侯隽觉得自己可以效仿天津姑娘王培珍到农村插队,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主意拿定后,她并没有像大部分同学一样忙着投考大学,而是像着了魔一样,毕业考试一考完,就琢磨哪里能够接收她。

  后来一位从小学六年级起就一直是同学、跟她最要好的女伴与她一起和天津窦家桥生产大队联系上了,队里表示欢迎,两个姑娘高兴得当时就去办了迁移户口手续。侯隽说,直到一切都联系好了,决定要迁户口了,她才回去跟家里人说。“我妈倒是没有死乞白赖地拦着我,只是说,‘你现在迁户口走了容易,将来你要后悔了,再让妈妈给弄回来,妈妈没那本事。’我当时就表态了,我说我绝不会半途而废。”就这样,侯隽和女友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北京。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农业活儿干起来不像她们在学校里每周两小时的劳动锻炼那么简单愉快,就连耪地,由于劲儿小,虽然她们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也还是耪不深。烈日毫不客气地把她们的皮肤晒黑了,手上磨起了一个个血泡。而且农村的生活条件也远比她们想象的艰难:她们住的是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小土屋,透风漏雨。更大的问题是吃饭,当时村里头给每人八两的原粮,没有菜也没有油,完全是指着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吃。她们白天干活,中午得吃饱,到晚上一般就不做饭了,饿得睡不着,就躺在炕上唱歌。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侯隽说得更多的是朴实的乡亲们对她们的好。“他们瞧着我可怜,经常帮着我。村里的小青年们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家后没事总上我这儿来,帮我做饭,还看着我吃饭。每天小屋里人多得都挤不下,有时连窗户外都趴了一堆脑袋看。有时他们还帮我推碾子磨面、耪自留地。”侯隽于是就教大家识字,有时候还排点节目给老乡们演出。“那时候农村没什么热闹,我就是他们的热闹。”


                                    一篇报告文学改变侯隽命运

  侯隽作为典型被发现是很偶然的,她插队的宝坻县,早在1960年就因出了个知青的典型邢燕子而名噪全国。1963年,上海女作家黄宗英来到宝坻县“体验生活”,临走时,她和县里宣传部的人聊天,说你们的燕子真不简单,她父亲在天津当厂长,自己却回到农村去务农了。人家说,“嗨,我们这还有更新鲜的,根本不是天津人,而是一个北京姑娘,却跑这儿落户来了。”黄宗英很好奇,就让人领着去找侯隽了。

  没想到,这次偶然的访问,竟然从此改变了侯隽的命运。

  “那天我下地干活去了,回家时,看到门口站着两人,一个细高个,一个有点矮胖,都眯着眼看着我。我一看那高个的,心想怎么这个人这么眼熟呀,再仔细端详,原来是电影明星黄宗英!”侯隽说自己当时非常意外,也非常惊喜。

  侯隽坦言,当时,她的革命浪漫主义正面临严峻的考验。原来,艰苦的农村生活,使那个与她结伴而来的女同学不到一个月就悄悄离开了窦家桥,后来侯隽才知道,原来这个姑娘已经在另外一个村订了婚,在小学里当上代课老师了。这时,周围的老乡们直劝侯隽:“伴儿也走了,你也回北京吧,在我们这个‘破’地方,图个什么呢?”侯隽说,当时她不愿放弃自己选择的道路,但想到未来,又不知何去何从,所以常常偷偷掉眼泪,也琢磨过是不是应该去投奔农场。

  这次见面后,过了两天,黄宗英又找侯隽来了,而且一住就是一个月。其间,她和赵丹去北京开第三届文代会,正好周总理请她、赵丹、张瑞芳几个到家里吃饭,黄宗英跟总理汇报说,她在宝坻遇到了三个姑娘,邢燕子、铁姑娘,还有侯隽。总理听说侯隽的事情后,非常关注,肯定了青年一代下乡的意义。于是,在总理的授意下,黄宗英写了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

  1963年7月23日,这篇报道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中描绘出质朴的侯隽:脸色红红的,剪短发,戴着旧草帽,上身穿了一件褪了色的北京蓝上衣,裤子膝盖上还补着补丁,是个攥着书本、扛着锄头的“乌脚梗”,一个特别的姑娘。文章发表后,各报纷纷转载,侯隽的名字迅速传入千家万户,成为当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政策符号和精神符号。

  至此,侯隽的命运被彻底改变。1963年,有两件大事影响了青年学生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一件是3月份,毛泽东发出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另一件事则是7月份后,配合着各报对于侯隽的全面报道,国家开始统一部署有组织、有规模的城市青年学生下乡行动。这一年,下乡支农的知青流行一句话,“我们是学雷锋、学侯隽去的”,他们成为侯隽最早和最热诚的追随者。

                                    见总理的每个细节都记忆深刻

  提到总理,侯隽至今充满崇敬和感激之情。她能详细地回忆起与周总理的每一次见面的细节,以及总理对她说过的每一句话。

  她说,第一次见到总理,是在1964年出席“团”的“九大”时,当时,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和朱老总单独接见了他们二十几个青年。“要和周总理握手了,当我走到他老人家面前时,激动得竟然说不出话来。”侯隽说,“不知为什么,我看着总理就想哭,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了妈似的。总理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小声地说,我叫侯隽。可能因为声音太小,总理没有听清。这时其他同志已经走过来和总理握手。再也没有办法弥补了,过后我遗憾得大哭了一场。”


    1965年,周总理来到天津,正赶上河北省劳模代表会召开,见到台上的邢燕子,周总理问:“你们宝坻不是三个姑娘吗?侯隽来了吗?”侯隽说,自己当时就坐在台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时有人回过头来,说总理问你呢。侯隽说自己当时的感觉,“既幸福,又觉得懊恼,因为两次见到周总理,亲自感受到他老人家的关怀,可是在总理的印象中还是没有见过我”。直到1971年,周总理接见日本农业农民代表团,让侯隽和北京的两位农民代表作陪,侯隽的心愿才算真正了了。“那天已经深夜12点多了,总理刚开完会,一见到我就说,早就知道你的名字了,只是没见过你。我说我早就见过您,他说什么时候?是在河北省劳模会上吧?总理的记性真是太好了,已经过去六年了,他还能记得那个会我是去了在台下。只是他没有想到,1964年那次团代会上,那个在他面前蹲了半天的姑娘就是我。”

  1973年初秋,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周恩来还特地要求把“邢燕子、侯隽找来,听听她们的意见,让大家看一看,这就是我们多年培养的上山下乡知青的典型”。从此,随着中央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进一步重视和宣传力度的加大,对侯隽的各种宣传也进入了第二次高潮。那个时候,侯隽一身兼数职,最多时职务曾多达十三项。

  “在那动乱的年月里,周总理对我们这些知青百般爱护,经常过问,唯恐我们在艰难的情况下倒下。当时,很多人挨整,他的这种过问实际上起了很大的保护作用。”侯隽说。

  1975年的一次会议上,总理为鼓励一位有病的老代表战胜病魔,坦诚地对他说:“我得的是癌症……”当时在场的侯隽说,听到这句话,她一下子傻眼了。“头发胀,眼发黑,什么都听不清了,直到回到京西宾馆才清醒过来,扑倒在床上失声痛哭。我祈祷奇迹发生,但不久却传来了晴天霹雳般的噩耗……”

  回想到与总理最后告别的一幕,侯隽仍然哽咽得泣不成声。“我不敢死乞白赖地哭,因为眼睛里已经全都是眼泪了,什么都看不清楚,我使劲睁着眼睛,想多看他一眼。也不能停,只能尽量走慢点,走慢点……”

  她说,在写这本书时,她一段段回想往事,常常是含着眼泪在写,看别人的稿子,自己也会不时掉泪。实际上,她对于总理的感情,代表了很多知青的同感。“他特别关心别人,从来不顾及自己,他把全国的知青都当成自己的孩子。”

  
                                    坦然接受“从天上回到地下”

  1974年后,侯隽身陷政治漩涡之中不能自已,特别是江青三次去天津小靳庄,侯隽每次都陪同前往,1974年麦收季节,江青又来到小靳庄,把自己在延安戴过的草帽送给她和邢燕子。1976年春天,侯隽被任命为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副组长后,还奉命调查采写知青问题报告。侯隽没有想到,入秋后毛泽东病逝,“四人帮”随即垮台。因为草帽事件,以及采写的知青报告,和其他所谓犯过错误的人一样,侯隽接受了政治审查。历史和政治都没有太为难侯隽,一年多后,侯隽终于把所有问题都交代清楚。于是,身上再也没有了光环的侯隽,回到了宝坻县,开始默默无闻地担任着窦家桥大队党支部书记。

    不过,也许正是因为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侯隽很快适应了这种“从天上掉到地下”的命运转折带来的心理落差。“这么多年来,甭管是多红多紫,我没有趾高气扬过,审查完了让我回原单位。回村里我跟群众说,我犯错误了,回来了。大伙说,‘在我们这儿十多年,怎么回事我们都清楚,你说到那儿一共干三个月,天天犯错误能有多少错误啊?’所以我回来接着当我的村支部书记,也没觉得什么。所以,只要根扎在群众中,即使从天上掉下来,也摔不痛,不会有人借机整你一下,反倒都是替我打抱不平的,弄得我还直央告别人,快别替我说话了。”1980年,侯隽正式脱产离开农村,历任宝坻县人大副主任、副县长、天津市宝坻区政协主席等职务。她的一生深深打下了“知青”这段经历的烙印,甚至包括婚姻。侯隽的丈夫,就是当年与她一同插队的那位女同学的弟弟。当年,女伴离开侯隽走了,她妈妈觉得过意不去,把儿子叫来说,“你看你姐,这叫什么事呀,把人家侯隽弄去了,她走了。你是大小伙子,你能干你跟着去吧。”至今,奉母命前来帮助侯隽的他,说起来还会“夸口”:“为老婆我什么都干,我连下乡我都去。”

    对于当初的选择,侯隽说自己从来没有后悔过。“让我再选择,没准儿可能还是选择这条路,因为直到现在,我对农村还是情有独钟的。”她说。最近,她还在策划筹建一个知青村,搞一个生态经济园区,给过去的老知青和现在的新知青打造一个创业平台,也借此推动新农村的建设。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郑媛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黄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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