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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知大文史系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3760    更新时间:20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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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网大学《历史科学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适用对象:历史教育专科专业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历史文化系历史教育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主要介绍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识。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可以提高学生的历史理论水平、历史学习和研究的能力及加强学生对历史学科的认识和了解。《史学概论》是大学历史专业学生学习历史的入门之学、基础之学,是大学历史系的专业基础课、骨干基础课。该门课程的学习效果将直接关系到学生的专业素质与能力。

二、教学目的及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1.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和全面认识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以增加学生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

2.促进学生初步了解和具体掌握历史研究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加强学生研究历史的基本能力和基本功,为其步入历史研究的殿堂打下牢固的基础

三、教学重点及难点

教学重点: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认识过程中的矛盾和特征、历史认识成果的检验。

教学难点: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

四、与其它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

五、教学内容

第1章   导论(2学时)

本章主要教学内容:

1.1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理论的关系

1.2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

1.3如何对待传统史学理论遗产和西方现代史学理论成果

本章的教学目的及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掌握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理论的关系、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以及怎样对待传统史学理论遗产和西方现代史学理论成果。

本章的教学重点及难点: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理论的关系。如何对待传统史学理论遗产和西方现代史学理论成果。

本章思考题:

怎样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理论的关系。

第2章  史学概论与历史科学(4学时)

本章主要教学内容:

2.1史学概论的研究范围和内容

2.2历史、历史学与历史科学

2.3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2.4历史学的层次结构。

2.5历史学的学科性质

本章的教学目的及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史学概论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历史学的层次结构、历史学的学科性质。

本章的教学重点及难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本章思考题:

历史学的层次结构

第3章  唯物史观的形成和检验(10学时)

本章主要教学内容:

3.1历史观及其内容

3.2唯心史观的缺点及其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原因。

3.3唯物史观创立的历史条件。

3.4唯物史观建立的历史过程。

3.5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历史作用

3.6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

3.7唯物史观理解过程中出现简单化、机械化和教条主义倾向的历史背景

3.8唯物史观简单化教条化的历史教训。

3.9“现实的人”与“幻想中的人”存在的根本区别

3.10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欧洲的发展

本章的教学目的及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唯物史观创立的历史条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历史作用、唯物史观简单化教条化的历史教训。

本章的教学重点及难点: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

“现实的人”与“幻想中的人”存在的根本区别

本章思考题:

1.唯物史观简单化教条化的历史教训;

2.“现实的人”与“幻想中的人”存在的根本区别。

第4章  历史发展辩证法(2学时)

本章主要教学内容:

4.1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4.2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

4.3历史的选择性

本章的教学目的及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历史的选择性及其意义。

本章的教学重点及难点: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本章思考题:

历史的选择性及其意义

第5章  史学认识论及其特征(8学时)

本章主要教学内容:

5.1史学认识的主体及其特征

5.2主体认识能力的构成和要素

5.3史学认识的客体及其特征

5.4在史学认识中,主体是怎样认识自己的客体呢

5.5史学认识的过程和思维形式

5.6史学认识过程中的矛盾和特征。

5.7史学研究成果的检验。

本章的教学目的及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史学认识的主体及其特征、史学认识的客体及其特征、史学认识过程中的矛盾和特征、史学研究成果的检验。

本章的教学重点及难点:史学研究成果的检验;史学认识过程中的矛盾和特征。

本章思考题:

史学研究成果的检验

第6章  史学的社会功能(4学时)

本章主要教学内容:

6.1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6.2史学的社会功能

6.3如何更好地实现史学的社会功能

6.4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6.5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

本章的教学目的及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

本章的教学重点及难点: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

本章思考题:

1.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2.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

第7章  搜集、整理和鉴别史料的方法(6学时)

本章主要教学内容:

7.1史料的种类

7.2史料搜集的方法

7.3版本及如何评价版本的优劣

7.4古代产生伪书的原因

7.5校勘学及如何校勘

本章的教学目的及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史料搜集的方法、如何评价版本的优劣、校勘学及如何校勘。

本章的教学重点及难点:史料搜集的方法;如何校勘。

本章思考题:

史料搜集的方法

第8章  历史研究的方法(12学时)

本章主要教学内容:

8.1归纳和演绎推理方法

8.2阶级分析方法

8.3口述史学方法

8.4比较史学方法

8.5计量史学方法

8.6心理史学方法

8.7人物评价的方法(进行人物评价的讨论)

本章的教学目的及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史学研究中的归纳和演绎推理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口述史学方法、比较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等具体方法及其应用。

本章的教学重点及难点:归纳和演绎推理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口述史学方法、比较史学方法。

本章思考题:

1.归纳和演绎推理方法的区别。

2.比较史学方法的作用。

第9章  史学认识成果的表述(8学时)

本章主要教学内容:

9.1史书的体裁及其演变

9.2史学著述的体例

9.3史学著述的语言

9.4如何确定研究课题

9.5历史论文的写作和修改

9.6历史书籍编著的基本要求

本章的教学目的及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史书的体裁及其演变、史学著述的语言、如何确定研究课题、历史论文的写作和修改、历史书籍编著的基本要求。

本章的教学重点及难点:如何确定研究课题;历史论文的写作和修改。

本章思考题:

1.如何确定研究课题。

2.历史书籍编著的基本要求。

六、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1.教材:《史学概论》庞卓恒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2.教学参考书:

(1)杜经国等:《历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葛懋春:《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3)吴泽:《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4)启良:《史学与神学》,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

(5)崔粲:《历史教学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教学实现形式]

资源传播:通过中国知青村网站建立各系栏目、搭交师生交流平台。

教学媒体:可采用计算机教学课件、VCD、录音带、文字教材等多种媒体形式实施教学; 各类媒体呈现的教学内容要通俗易懂,寓教于乐,使学员喜闻乐见。

支持服务:联盟网所属个网站及友情合作网站均建立《中国知青村网大学》专题栏目进行远程教学支持服务。


学习组织:各地、各系、各分校可根据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教学内容,通过网上网下等形式组织学习,并及时反馈教学成功和中存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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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扶轮中学校史馆大事记

                                   姚瑞珂

天津扶轮中学校史馆是天津市委、市政府命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最初建于1988年。1998年,在八十年校庆的前夕,学校又将校史馆进行了翻新、扩建,距今也有十几年了。展品及资料已显陈旧,为适应时代步伐,以符合历史名校建设要求,2010年,学校决定重新搜集补充资料,重新设计,重新布展,使之更加完善。

    2010年10月18日,受校领导委托,在退休半年多后又回到了单位,来完成这项学校寄予厚望的工作。学校要求,不但资料尽量齐全,设计风格也要符合时代要求,尽最大努力,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好。既然校领导的决心很大,当然对我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暑假期间,学校对石楼进行了加固维修,原来校史馆的所有展品均已打包、装箱,并搬往了他处保管,暑假后才搬回了校史馆,资料与实物摆满一地,十分杂乱。万事开头难,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把散落在各处的资料、实物收集到一起,分门别类的加以整理、规范,便于查找。原来学校的有关历史资料,经过日寇占领和“文革”两次浩劫后,所剩无几,现有资料基本上为“文革”后的。一些历史资料均是前任校史馆老师在“文革”后逐渐搜集和整理的,很是宝贵。

    资料整理到位后,首先从阅读各种历史资料、查阅校友回忆文章、收听录音入手,在有限的资料和录音中,查找遗漏点,核实原有资料,从中找出需要补充到校史里的重要信息。边整理边记载,这个工作量大、繁杂,生怕有什么遗漏。一个书柜的资料,要一张不落的都要认真的翻看,连一张碎纸头也不放过。两千余张的照片,新老照片混杂在一起,十分杂乱,需要一张一张的挑拣分类。老录音不适于长期保管,恐因年久失音,我就把重要的录音资料都刻录了光盘,这样就可以长期的保存了。在整理资料、录音、照片等过程中,对以前持有怀疑及不确定的资料格外留心,并及时发现核实新的内容,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

    在这次比较彻底的资料整理中,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和较重要的校友信息。如,学校在抗战时期南撤到什么地方?以前就知道撤到了湖南冷水滩后,继续办学。通过这次整理,确定了南撤路线,并绘制了南撤路线图,较详细、直观的记录了这次学校大迁移的路径。如,在两座石楼中,哪座先建哪座后建?这是一直没有确定的,这次通过老校友的回忆录音资料,得到了确认。在搜集较重要的老师及校友资料时,就发现了以前没有记载或记载不详的很多有影响的人物。在资料和录音中只要有一点信息,就穷追不舍,各处搜集和落实资料的真实性,有了肯定的答案后,利用各种信息渠道,搜集资料及照片。对做出一定业绩的市内及分散在北京、西安、杭州等地的校友,本着永不放弃的精神,通过手机、电子邮件等手段,积极寻找线索,并及时的与其联系,索要简历资料和照片,得到了老校友及其后人们的大力支持。如在我校上世纪2、30年代任教的刘瑶章、刘再生、董清溪等老教师和林治远、叶礼敏、陈德来、章元济、关敦、程彤、徐博文、侯贵信等老校友,通过这次整理和完善,资料及照片均补充到了校史资料里。在此基础上,又查找出了潘望远、安忠、冯金成、史万铎、孙晖、陈玉兰等在各条战线取得优异成绩的老校友,并与其取得联系,索要了照片及资料。

    原来校史馆里的实物并不多,更谈不上丰富。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积极向老校友征集实物资料,老校友们均给予了大力支持。经过对市内外能联系到的老校友取得联系,并多次往返京津两地,把校友捐献的实物尽可能多的搜集回来。如老校友郭琨,作曲家王连锁、卢森,电影演员赵尔康,青年歌唱家赵振岭,侯贵信大使等捐献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实物资料,为校史馆的收藏作出了贡献,使我深受鼓舞。这些实物的捐献,使我校校史馆实物表现形式得到了丰富和进一步完整。

    关于刘云若校友在校时的资料一直就是空白,我特意在整理资料时加以留意。刘云若原名究竟叫什么?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毕业?在中学时代有没有写过什么文学方面的东西?这些疑问始终缠绕在我的脑海里。如果查找到他在校时的一些资料,那对于研究刘云若的写作人生将是一个重要补充,也有可能对他目前在社会上的广为传播的自然情况有所更正,这是我一直想搜寻的目的。功夫不负有心人,也就在我翻阅老校友来信的时候,一位1924年毕业的老校友沈鸿章的回忆文章《扶轮中学校史二、三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果然,当我快看完的时候,我眼前一亮,他真的提到了刘云若在校的一段记载。在不到百字的文字中,对以前社会上的说法做了更正,并提供了刘云若在校期间创作过话剧剧本的情况,很是宝贵。在“能回忆的六十年前旧同学姓名”一栏中,第一个就提到刘云若,肯定了几个问题:1、刘云若在天津扶轮中学的毕业时间是1922年,更正了以前所说的1923年的说法。2、当时在学校所使用的姓名为刘兆熊,更正了以前所说叫“刘兆麟”的说法。3、《红杏出墙记》一书首先是在当时的《大公报》上连载。4、在校期间编著了话剧剧本《结缡劫》,并由学生们编排后,在校庆日时演出。这些资料的发现,填补了刘云若在校期间没有记载的一个空白。

    在资料核实当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查找历史人物的资料尤其困难,因年代较远,人已过世,后代难寻。此时,我想到了老校友丁文昌,如能得到他的帮助,就能解决一定的困难。11月15日,我与在北京的1960年毕业的丁文昌老校友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丁文昌校友的大力支持,一次次邮件和电话联系,利用他的人脉关系,找到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和照片,老校友又一次为学校作出了贡献,让我十分感动。

    在核实了我校老校友、开国大典时第一根国旗杆和自动装置的设计者林治远先生的可靠信息后,校史馆没有其照片和资料,网上的资料很有限,而且本人已过世的情况下,是通过丁文昌校友近两个月的努力,终于联系到了其孙女的电话,马上用邮件通知了我,根据这条线索,我很快就与其小儿子林尊现先生联系上了。当初只是想索要一张照片,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并在短时间内就用邮件给我发了过来,我很是高兴,使校史馆又多了一项重要内容。人心是没有满足的,我想,这个校友是我国第一根旗杆的设计者,对于我校校史意义非凡,因我校校史馆是被天津市委命名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林治远校友的工作业绩与这个称号很相符,遂产生了进一步搜集其遗物的想法。通过和林尊现先生多次联系,说明了我的想法,希望他能进一步提供一些实物充实到校史馆,既有资料又有实物,就更有了厚重感。在我的说服下,他终于答应提供一些他父亲的各种毕业证书、聘书、奖状及逝世时复盖在遗体上的党旗等遗物,这使我欣喜若狂。和他敲定时间后,我于2011年3月5日早8点多就赶到了其单位,与林尊现见了面。见面后,很是出乎我的意外,林先生早把各种证书、资料等大量物品摆放在了两个沙发上,等待我的挑选。其中有很多是校史馆从来没有的东西,像林治远先生在我校时的毕业证、学历证明,委任状、履历表等十分珍贵的资料实物均在其中。当时我十分高兴的对林尊现先生的慷慨捐献深表谢意,并答应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校参观。

    回校后,我把见到林尊现先生及索要林治远遗物的经过,向康校长作了汇报,与此同时也阐述了我的进一步想法。如果能得到领导的同意,那是最好,就是我想再进一步向其家属搜集林志远的老照片及生活用品、手迹等资料,在校史馆内做一个突出展示,这样就更能突出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内容。这个想法与康校长不谋而合,得到了大力支持。得到领导的肯定后,及时的又与林尊现先生联系,说明了学校领导的意见,他也很高兴,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我的请求。

    2011年3月9日校史馆的各种材料基本完成,其中包括文字材料2.3万余字,图表6篇,照片约380余张,实物约300余件。经过康校长审阅,基本定稿。仍有部分照片还没搜集到,下一步还要努力查找。

    3月中旬,北京丁文昌处又传来了好消息,说已找到了杨绍萱老师的儿子杨中海了,把联系电话告知了我。我及时的与其联系,并向其索要杨先生的照片、著作及“逼上梁山”手稿的复印件,他答应能提供一些,但有些都是文物了,故复印就不太好了,因为3、40年代的纸已经很脆弱了,只能拍些照片,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这也使我非常感激。

    3月16日,我再次赴京。早晨到北京后与丁文昌校友会和,8点半就来到了林尊现处。他又提供了很多照片,以及所剩下的遗物,手表、图章及用过的手包等。离开了林先生处,就直奔杨中海处,见到我们他很高兴,已在楼下等候多时了。他早已为我准备好了电子资料,通过查看基本能满足我的要求,有需要补充牌照的,我又翻拍了20几张照片。另外,他能提供的实物资料,如杂志、报纸等也一一交给了我,其中就包括当年毛主席给杨绍萱先生的信的复制照片,很完整,比网上的完整多了。在此同时,他又给我补充了很多我对杨老师不了解的东西,像他还曾写过戏剧曲谱、民歌曲谱,历史学、法学专著等作品,使我认识到,杨老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知识面很广。原来杨绍萱先生的资料学校掌握很少,拿到这么多有价值的东西(虽然很多都是电子版的),我已经很知足了,有些东西在展出时是能说明问题的,能给人直观的感受,这就达到了目的。

    告别了杨中海先生,我与丁文昌校友匆忙的吃了点饭后,马不停蹄的坐车赶到了有93岁高龄的李青老校友家。李老见到我们来了,十分高兴,还是那么满面春风,健康乐观,直说感谢母校、母校领导派人来看望他,并滔滔不绝的回忆起在扶轮上学时的一些往事。尤其向我多次谈到,由于当年他家庭困难,吃饭都成了问题,得到了当时的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庶务主任等老师的帮助,直到现在仍念念不忘。还进一步告诉我,扶轮的老师是非常爱自己的学生的,这就是扶轮的传统,因发扬光大。在谈话当中,他明确的告诉我,杨绍萱老师是在1934年到1936年在扶轮任教,使我弄清了杨老师在校的时间,颇有收获。在要离开李老家的时候,李老欣然的与我们照了相,并嘱托我回校后向校领导表示感谢。回想起一整天的忙碌,真是值得,能为校史馆补充大量的历史资料,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7日下午,康校长亲过来自审阅展室上墙部分的全部380余张照片及图表。又查看了我从北京取回的杨绍萱、林治远的遗物、照片及资料,基本满意,就此定稿。

3月18日上午,天津工业设计协会的同志将已定稿的全部资料取走,同时,我向她们分内容的一一作了讲解。每部分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我有些个人的想法也向她们进行了阐述,她们也都做了记录。校史馆的资料整理已告一段落,接下来只是有个别的照片可能还要作一调整和补充了。

    22日设计协会的同志又来到学校,就展示内容与我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

    3月上旬,在与康校长商议后,校领导有意给郭琨也塑一尊塑像,这样“个人展室”就都有了塑像,做到了统一。我又及时地与美术学院的赵展老师取得了联系,赵老师虽然近来很忙,但还是满口答应了。我把学校的要求向他作了说明,告知他,这次不像以往那样塑成半身像,而是要把南极站作为背景,展现出和以往不同的风格。并要求其先画出草图,与学校沟通后再行制作。4月7日,赵老师把郭琨塑像草稿传了过来,共三幅。经过与康校长商议后,决定使用第三稿,也就是有长城站浮雕的稿件。与赵老师进行了沟通后,赵老师答应这就动手操作。5月17日在赵老师的陪同下与康校长共同观看了设计的制作的泥模,校长基本满意,同时也提出了小的改动意见。

    5月10日,工业设计公司的设计人员把设计草案送了过来,并作了幻灯演示。康校长、刘春梅副校长和我共同听取了设计人员的讲解。有些设计思路还是可行的,总的来说也是不错的,但也有一些改动稍大,与原想法有些出入。当场校领导交代我再仔细的把草案过一遍,拿出自己的修改意见后再商定。通过我几天来对设计稿反复斟酌后,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与康校长在19日下午共同研究,确定了最后定稿方案。设计公司的人员将于近期来校,把定稿的设计方案和最后的工程预算一起带来研究。

    5月23日,经与康校长研究,林治远的塑像继续找赵展老师制作,具体使用高浮雕还是圆雕方案,由我与赵老师协商。与赵老师联系后,把我的想法与他进行了沟通,并把林治远的照片传了过去,还是由他先拿出草搞来,与校长研究后再定。

    5月26日,与设计公司的设计人员沟通了修改意见,他们完全同意学校的修改方案,基本定稿。他们把预算也拿来了,等待校领导进一步审核后即可实际操作了。6月20日,学校经过与设计公司协商了造价问题,原则定在月底左右开始施工。

    6月27日,经过与设计公司多次沟通,校史馆布展内容全部定稿。7月8日学校与设计公司签订了正式的施工合同,7月13日施工队进场开始施工,9月初完工,历时50余天。

    新建后的校史馆的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占用了南楼一层的半个楼层,展出面积达320平米。分设一、二、三展室,以及荣誉室和影音室,增添了电子书、电子问答器等具有现代元素的设施,充分利用声光电的功能,使校史馆既有大气时尚感,又不失古朴庄重。

    校史馆于9月8日通过了学校领导的验收,至此,校史馆的重建工作告一段落。建成后的校史馆,于9月14日就迎来了第一批客人——德国慕尼黑德尔克森高级中学的师生。

    在此同时,还整理出了以介绍扶轮知名教师和校友的小册子《扶轮人的风采》。

    学校决定,在校庆日(10月中旬)举行校史馆开馆仪式,为此,学校准备出版《扶轮人的风采》的同时,还把校史馆的内容及照片印成画册,再设计一种纪念品。9月23日,校领导与工业设计公司的领导共同商讨了设计方案。

    10月24日,学校召开了“纪念陈省身诞辰100周年暨新校史馆揭幕”大会。区教育局刘颖霞局长及其他领导出席了会议。校友丁文昌、关敦、王连锁及杨绍萱之子杨中海,其孙女杨涓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天津海河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辛绍兰和崔欣副秘书长、今晚报王振良主任、天津工业设计协会崔立祥秘书长以及天津美院的赵展老师等来宾二十余人。刘局长与关敦校友为新校史馆揭牌,标志着新校史馆正式开馆。校友关敦还给新校史馆赠送了我国目前最先进的“直九”、“预警”两件飞机模型,充实了校史馆的藏品。大会后,领导及嘉宾兴致勃勃的参观了各个展室,并给与了高度的评价。为纪念新校史馆落成而出版的《校史纪念》画册和《扶轮学子的风采》一书正式在校内发行。

    新落成的校史馆于24日正式揭幕并开馆。老校友丁文昌、关敦、王连锁赶来参加揭幕仪式,杨绍萱老师的儿子及孙女也从北京赶来参加仪式。在开馆之际正赶上老校友陈省身先生诞辰100周年,故学校召开了“纪念校友陈省身先生诞辰100周年暨新校史馆揭幕仪式”大会。

    会议结束后,来宾们兴致勃勃的参观了新的校史馆,并给与了高度的评价。在参观校史馆的同时,本人有幸与嘉宾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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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历史名校——扶轮中学

本帖最后由 姚瑞珂 于 2011-11-16 11:06 编辑

   天津市扶轮中学初名“天津扶轮公学”,成立于民国七年(1918年)10月,是铁路“同人教育会”创办的一所子弟中学,也是我国铁路第一所子弟中学;校址在河北区吕纬路和五马路交口处(即现址,河北区吕纬路93号)。建校伊始面向京奉、津浦、京汉、京绥四路员工子弟招生,首届招男生80名,按程度编成2个班,实行“壬子癸丑学制”(旧四年制); 11月4日开学,首任校长顾宝埏(赞廷)。随后由铁路同人教育会投资、我国建筑泰斗庄俊设计、天津振元木器厂承建石头楼两座。
    该校占地20382.88平方米,建筑面积13928.9平方米;有在校学生39个班(其中高中22个班)1637人(其中高中生657人);教职员工169人。现任校长康臣,中共支部书记杨会来。
    1922年5月铁路同人教育会撤消后,改属北洋政府交通部直辖,曾改称“交通部第一中学”,当年又改称“交通部立天津扶轮中学”;因其面向“四路”子弟招生,其办学经费也由四个铁路局分担。
    1923年改行新学制(壬戌学制)为“三三制”完全中学,初中设双轨。
    1926年,原四年制最后一届学生毕业(旧四年制毕业生共5届284人);是年,高中部增设“商科”职业班,高中普通科也改设双轨。
    1928年,郑州扶轮中学成立,面向京汉铁路子弟招生,天津扶轮中学改为面向“三路”(京奉、津浦、京绥)员工子弟招生,其办学经费也改由“三路”分摊。
    1929年1月改属南京政府铁道部直辖为“铁道部立天津扶轮中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该校百余名师生参加天津学生赴南京请愿团,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3年开始招收女生入学。
    1934年高中“商科”停止招生一年。
    1935年12月18日该校学生参加了为声援“一二九运动”而举行的天津市“一二•一八”抗日游行示威,并当选为天津学联执委校。
    1936年,参加“五•二八”抗日示威游行后,高二学生李青(占岐)等三名学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学校成立了以李青(占岐)为书记的“中共天津扶轮中学支部委员会”。当年在学生中发展中共党员15人,并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发展“民先队”员60余人,成为当年天津市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天津沦陷,该校校舍被侵华日军强占为日本陆军医院,学校被迫停办;部分师生随同南撤的铁路员工一起向“大后方”转移。
    1940年,北方南撤的铁路员工及家属聚集在湖南省冷水滩车站附近,“扶轮中学”在张新虞校长主持下在当地招生复课。
    1945年春节前,学校在被迫继续南撤中解散。
    1946年,交通部立天津扶轮中学在原址复校,面向交通部所属路、电、邮、航各系统员工子弟招生,11月4日开学。
    1949年解放后,该校由平津铁路管理局(9月改为天津铁路管理局)接管,面向管理局管内铁路员工子弟招生。
    1950年改称天津铁路职工子弟中学(天津铁中)。1949和1950两年,高中部曾停止招生,原高二、高三改为“铁路通信信号班”。
    1954年高考升学率100%,名列天津市和河北省同类校第一位。
    1956年天津铁路管理局撤消后,学校党团组织关系转到地方党委、团委。
    1958年,实行“五一一制”(即每周5天上课,1天劳动,1天休息)。
    1963年被北京铁路局认定为“重点办好的子弟中学”之一;同年8月天津铁二中成立后,该校改称“天津铁路职工子弟第一中学”。
    “文革”开始后停止招生两年。
    1968年,初中恢复招生,小学毕业生划片入学。同年,改属天津铁路分局管辖。
    1973年,高中恢复招生,接收本市铁路职工子弟初中毕业生入学,实行“三二制”(初中三年,高中二年);党、团关系转回铁路。
    1983年恢复实行“三三制”。1988年起 按区级重点中学标准招生。
    1997年9月18日,天津市教育局津教批(1997)17号批准该校为市级重点中学。
    1998年被评为“天津市3A学校”。同年,投资236.5万元新建2145平方米实验楼一座。
    2000年高考升学率99.2%,创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以来该校最好成绩。
    2002年投资253万元新建的1100平方米体育馆(风雨操场)投入使用。
    2003年8月,自筹资金120.3万元新铺塑胶操场4800平方米。
    2004年划归河北区教育局管辖,恢复校名“天津市扶轮中学”。
    建校90余年,初、高中毕业生已达3万余人,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大批国内外的知名人物。如:
    1926年,四年制班最后一届毕业生,跳过了三年大学预科直接考入南开大学本科就读的,获得世界数学最高奖“沃尔夫”奖的世界数学大师、中科院外籍院士、被誉为“微分几何之父”的陈省身教授。
    原中国南极科考办主任、我国首次赴南极科考队队长、分别为中国南极长城站和中山站首任站长郭琨(1956届)。
    近现代著名小说家刘云若(1922届)。
    擎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为我国开国大典做出重要贡献的林治远(1929届)。
    原中科院院士、农业专家、全国政协委员娄成厚教授(1928届)。
    原中科院院士、著名畜牧学家、奶山羊专家刘萌武教授(1934届)。
    我校首届毕业生,我国著名的土木工程与环境专家、全国政协委员陶葆楷教授。
    著名教育家、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原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教授(1927届)。
    发动机专家,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曹传均教授(1936届)。
    原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姜思毅中将 (1937届)。
    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顾问委员会主任张淮三(1937届)。
    著名作家、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副会长赵大年(1945届)。
    空军特级飞行员、原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全国政协常委郭玉祥中将(1956届)。
    北京电影制片厂国家一级演员,享受政府津贴的赵尔康(1957届)
    原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1958届)。
    原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曹秀荣(1965届)。
    同时还涌现出了航天专家、医学专家、文化名人、农林专家、军事专家、教育家等大批国家栋梁之才,不胜枚举。

天津扶轮中学网上校史馆(一)

本帖最后由 姚瑞珂 于 2011-11-17 09:59 编辑

鸿基初立
     天津市扶轮中学的初名为“天津扶轮公学”,成立于1918年(民国七年)10月,是铁路“同人教育会”创办的铁路职工子弟中学,也是我国铁路创办的第一所子弟中学。
     1918年2月24日,在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叶恭绰先生的提议下,京奉、津浦、京汉、京绥四路员工联合组建的铁路“同人教育会”在北京成立。叶恭绰为会长、时任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关庚麟为副会长。詹天佑、徐世章等十二人为董事,教育会同时指定华南圭等八人为理事。随即以“扶轮公学”为统一校名,在“四路”沿线筹建员工子弟学校。
     “扶轮”一词来源于成语“灵辄扶轮”。史书《左传》载,说晋大夫赵宣子对灵辄有一饭之恩,故在晋灵公企图谋杀宣子之时,灵辄“扶车以臂承”,帮助宣子逃离虎口。“扶车以臂承”即“扶轮”之义,这就是成语“灵辄扶轮”的典源,是灵辄知恩图报所引伸出的成语故事,有怀恩报效之意。
另据《典故大辞典》载典故“扶轮推毂”一词时解释,据《史记•荆燕世家》:“今吕氏雅故本推毂(车轮轴)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南齐书•乐志》:“月御按节,星驱扶轮”。后以“扶轮推毂”为尽力帮助别人成就伟大功业的典故。
     知恩图报、怀恩报效是国人的民族格调。当一个人受到他人的礼遇,待有朝一日也应该为别人献出一份绵薄之力,应“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扶轮”的内涵绝不简单如此,当她与教育相联系的时候,便开始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扶轮”希望每一个从这里走出的学子,都能成为国家之栋梁,每个学子都能成为推动国家前进的动力。扶翼历史之车轮不断前进,可能这就是“扶轮”建立之初的内涵吧。
     1918年6月,铁路“同人教育会”借用位于吕纬路与五马路交口处,属于津浦铁路局的一块地基用于创建子弟中学,即“天津扶轮公学第一中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天津市扶轮中学” 的前身,也是我国铁路创办第一所员工子弟中学。聘请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堂的顾宝埏(赞延)先生任校长,主持建校工作。10月,天津扶轮公学第一中学校面向“四路”员工子弟开始招生,首届招收新生2个班共80人(男生),聘请职员兼教员11人,于十一月四日正式开学。
     建校初始,由叶恭绰会长聘请我国“建筑泰斗”庄俊先生设计、由天津振元木器场负责施工,先后建起了两座校舍楼,俗称“石楼”。北楼始建于民国九年(1920年),外形为山字形;南楼始建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外形为一字型。其中北楼建筑面积为2891㎡,南楼建筑面积为2030㎡,北楼为办公兼宿舍楼,南楼为教学楼。两楼均用青石条砌成,至今仍为我校标志性建筑。两楼于1993年被天津市河北区认定为“河北区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天津市认定为重点保护的“历史风貌建筑”。
建校伊始教师合影.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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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扶轮中学网上校史馆(二)

[attach]1369[/attach][attach]1368[/attach]铁路同人教育会人物简介

会长——叶恭绰(1880——1968)

叶恭绰先生是广东番禺人。字裕甫,又字玉甫、誉虎、玉虎、玉父,号遐庵,晚年号遐翁,别署矩园。生于1880年10月3日, 1968年8月6日病逝,终年88岁。

清廪贡生,清末举人。

1902年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留学日本。

1917年7月任交通部次长,兼铁路督办、邮政总局局长;同时兼任“铁路同人教育会”会长。

1920年8月任交通部总长。

1951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同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代馆长。

1952年5月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

1953年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955年任北京中国画院首任院长。

1957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

国家对他的贡献也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被推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副会长——关赓麟 (1880——1962)

字颖人、伯辰。广东南海人。

1904年中进士。后赴日本留学。

归国后,历任财政部秘书,交通部路政司司长、联运处处长、编译处处长,铁路总局提调,京汉铁路会办、总办、局长,川粤汉铁路督办,铁道部参事、交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交通法规编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业务司司长兼联运处处长、平汉铁路管理局局长等,其间曾任北平交通大学及铁路大学校长。工诗词。著有《瀛谭》。

1922年6月15日交通部委派他担任交通大学校长。当时学校“驱陆学潮”尚未平息,并进而发展成为“力争董会”运动。6月22日,国务会议议决将交通大学改设上海、唐山两校,学校进行第二次改组。于七月底结束交大任职。

与夫人张祖铭合著《广饴乡集》四卷一册,张伯英题扉页,该书所收诗作二百八十一首,词三十阙,附录诗十七首。

1962年去世。

董事——詹天佑(1861——1919)

字眷诚。1861年生于广东南海县。

1872年8月11日(清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年仅12岁的詹天佑作为中国第一批官办留美学生留学美国(由陈兰彬、容闳率领)。

詹天佑在美国先后就学于威哈吩小学,弩哈吩中学。

1881年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并写出题为《码头起重机的研究》的毕业论文,获学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国。

回国后詹天佑入马尾船政前学堂学习,学成后派往福建水师旗舰“扬武”任炮手,参加了马尾海战。战后被调入黄埔水师学堂任教习。

1888年,詹天佑由老同学邝孙谋的推荐,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被淹没了七年之久的詹天佑才有机会献身于祖国的铁路事业。此时正值天津——唐山铁路施工,他不愿久居天津,就亲临工地,与工人同甘共苦,结果只用八十天的时间就竣工通车了。

1890年清政府又修关内外铁路(今京沈铁路),以金达为总工程师。

1892年工程进行到滦河大桥,许多国家都想兜揽这桩生意,金达当然以英人为先,但英人喀克斯以建不成桥而失败。日本、德国的承包者也都遭失败。由于交工期限将至,金达才不得不求于詹天佑。詹天佑详尽分析了各国失败原因,又对滦河底的地质土壤进行了周密的测量研究之后,决定改变桩址,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以中国的潜水员潜入河底,配以机器操作,胜利完成了打桩任务,建成滦河大桥,这一胜利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1894年英国工程研究会选举詹天佑为该会会员。

此后,詹天佑又领导了京津路、萍醴路(萍乡至醴陵)等铁路的建筑。

1902年袁世凯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建设新易铁路(高碑店至易县)。这是中国人自修铁路之始,因此詹天佑仍是非常重视,仅用四个月的时间以极省的费用建成新易铁路。大大鼓舞了中国人自建铁路的信心,为后来京张铁路的修筑打下良好基础。

1905年5月,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成立,以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会办兼总工程师,1906年詹天佑又升为总办兼总工程师。

京张铁路于1905年9月4日正式开工,12月12日开始铺轨。1906年9月30日第一段工程全部通车,第二段工程同时开始。克服了重重困难后,终于在1908年9月完成了第二段工程。

此路原订六年完成,詹天佑终于提前两年于1909年8月11日全线通车了,还节余二十八万两银子。京张路的胜利完成,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爱国精神的充分体现。

京张路完成之后,詹天佑应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的聘请,于1910年任该公司总经理,又于1912年5月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

曾任交通部路政司长、总工程师。

1919年4月24日下午三时半逝世于汉口,享年59岁。

董事——徐世章(1889——1954)

字瑞甫,号濠园。天津人。是中华民国第四任总统徐世昌的堂弟。

1902年留学,毕业于比利时列日大学商学院经济管理系,得学士学位。

1911年赴意大利担任万国博览会审查委员。继赴英、法、德等国考察商业及铁路行政。

1912年回国后,先后任交通部路政司属官和京汉铁路管理局副局长、津浦铁路管理局局长。

1920年起,任交通部次长兼全国铁路督办和交通银行副总裁、中国国际运输局局长、币制局局长等职。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失败后,其随之去职,隐居天津。任铁路学院名誉董事、天津耀华中学董事、工商学院董事长、天和医院董事长等职。其故居坐落于英租界威灵顿路与香港路(今河北路与睦南道)交口,和平区睦南道126号。为砖混结构三层摩登式建筑,地震后削为二层。建筑面积700平方米,建于1934年。楼内设有书房、舞厅、客厅、餐厅等。楼房四周原有一庭院式花园,设有假山小亭,四周为透景式花墙,原是一处环境幽雅的高级私人住宅。该故居现为天和医院办公楼使用,被列为天津市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他离任后致力于收藏,整理文物,兴办实业、教育、医务等事业。

解放后,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52年为抗美援朝卖房捐献15000元购买飞机大炮;为支持国家经济建设,认购10年期公债25000元,是当时私人认购公债数额最高者之一。

一生酷爱文物的收藏与研究,斐声海内外。他去逝后,家属遵其遗嘱,将其收藏的珍贵文物2750件无偿捐赠给了国家。1956年,家属又将在天津的56所房屋捐赠给天津市人民政府。

1954年去世,享年68岁。

1999年,在徐世章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天津艺术博物馆出版了画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为其题辞:“珍宝无价,爱国情深”。

董事——周自齐(1871——1923)  

字子析,汉族,山东单县人。副贡。

1896年赴美留学。

任清政府驻美公使馆参赞、旅美学生监督、外务部左丞左参议、学部丞参上行走,1909年7月任旅美学务处总办,1911年2月至1912年1月兼任清华学堂监督(校长)。

在任游美学务处总办和清华学堂监督期间,主持考试选派直接留美生三批共180人;主持筹建游美肄业馆(后改名为清华学堂),择定拥有30余公顷的清华园作为校址,聘请教员,招收学生460人,清华学堂于1911年4月29日正式开学,为首任校长。

历任中国银行总裁、交通总长、陆军总长、财政总长、盐务署督办、署理国务总理。徐世昌下台后,任代总统。

1923年病故,葬于京西门头沟,现为区文物保护单位。

董事——施肇曾(1866——1945)

字鹿珊,号省之,生于同治五年(1866年),浙江杭县人。留学美国。

曾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学院、电报学校专学英语兼学时事。

青年时期在大伯父施少钦的熏导下,毅然地随同施族各子弟奔赴全国各地投入救灾赈事。

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起,先后任知县、同知、道员等职。

光绪十九年在晋边赈捐案内议叙花翎同知县升衔;同年六月派充驻美使署随员兼支应。

光绪二十年赴美,任驻美使(领)馆随员、领事等。

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奏补纽约正领事官,补以知县,并加四品衔。

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回国,任汉阳铁厂提调,兼理京汉铁路工程。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任沪宁铁路总办兼招商轮船局董事。

光绪三十四年又改任沪杭甬铁路总办。

宣统三年(1911年),调任京汉铁路南段会办。

民国元年(1912年)10月督办陇秦豫海铁路事宜,任陇海铁路局局长,兼任国内公债局董事、漕运局总办。

民国3年任国内公债局董事、漕运局总办。

民国4年(1915年)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同年,在震泽创办江丰农工银行,任董事长,扶持当地发展蚕丝业。

1916年8月兼管同成铁路事宜,执行督办职权,被策令为上大夫,加少

卿衔。

1917年公举为中国银行董事,又创办北京新亨银行和上海永亨银行。

1918年创办了北京中央医院。

1919年1月全国商会公举为国际税法平等会赴欧总代表。在故乡震泽镇创办江丰农工银行,任董事长。

民国9年(1920年)创办北平医院。

民国10年(1921年)在无锡学宫旧址创办国学专修馆,聘请太仓唐文治主讲古代文化,并刊刻《十三经读本》等古籍。

1920年至1922年任驻澳大利亚领事。

1922年,上海佛教净业社成立,被推为董事长。其后复于净业社香光堂侧捐资建造智照堂一座,作为静修之所。

1923年任驻印度尼西亚巴东领事。

民国12年(1923年),在印光法师劝导下,发心修建杭州梵天寺。他与胞弟施肇基等人在震泽镇创办镇属初级中学,并任董事长,招收本镇及附近学子就地读初中。

1924年,任上海闸北水电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永亨银行董事长。

1932年任驻伦敦领事;1933年任驻新加坡领事;后又任驻吉隆坡领事;澳大利亚惠灵顿领事,兼任驻葡属帝汶岛领事,直至1936年结束海外领事生活。

由于他的业绩突出,1913年获二等嘉禾勋章;1916年获二等文虎勋章;1918年获二等宝光嘉禾勋章;1919年获一等大绶嘉禾勋章。

被载入近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名人录》及《民国人物大辞典》中。

在上海“觉园”住宅渡过晚年,于1945年10月24日病故,终年81岁。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内。

董事——任凤苞(1876——1953年)

字振采,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江苏宜兴人,出身于官宦人家。

其祖父任溥霖曾任清朝丹徒县训导,其父任锡汾官至四川川东道。其早年随父亲宦游各地,清末北上京城。

1915年应税务督办兼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的聘请任协理,曹汝霖继梁士诒任该行经理时,受曹之委托出任交通银行协理,成为交通系之重要人物。1919年随曹下台而辞职。

1928年迁居天津,投资于银行业,多年运筹,财力丰裕,先后任金城银行董事、中南银行董事、盐业银行董事长、四行(盐业、中南、金城、大陆)储蓄会与四行信托部执行委员等要职,成为天津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任凤苞积三十多年之功,搜集方志2591种。以种类分,包括一统志、省通志、府志、厅志、州志、县志、乡镇志、乡土志,涉及清代全国22个省。其收藏志书数量之多,品位之高,举世少见,被史学界人士誉为“私家藏志巨擘”。

其藏书中有明代天顺刻本《大明一统志》、弘治刻本《八闽通志》、正德刻本《姑苏志》、嘉靖刻本《南畿志》、隆泰刻本《云南通志》、万历刻本《镇江府志》以及清代顺治刻本《万平县志》、康熙钞本《大清一统志》(残)、康熙刻本《顺德府志》、《无极县志》、《泽州志》、《河间府志》等百余种志书,皆属稀世孤本,罕见秘籍。收藏方志之完备,在上世纪30年代甚至可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媲美。

在多年收藏历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藏书体系,于是设置“天春园”书斋作为藏书之所,并著录《天春园方志目》一书,提供各地图书馆、省志局与方志学家进行学术交流与研究。任凤苞对凡有所求者从不吝惜,慨允借阅或传抄,因此许多历史学者、方志学家与之交往情深,无不赞其美德。

1952年他毅然将天香园藏志全部捐献给天津市人民政府,收藏于天津人民图书馆(今天津图书馆)。

其故居坐落在天津市和平区山西路186号。该楼始建于1911年,1921年改建。二层砖木结构,水泥饰面,局部红砖清水,为西欧庭院式别墅。多坡红瓦坡顶,错落有致,上开天窗。入口为拱形门洞,立面中部前凸,上设三角雨厦。二层右侧夹角设一水泥护栏阳台。楼房造型新颖,风格明快,是一座西欧庭院式别墅住宅。

董事——孙鸿哲

1914年为全国铁路协会会员、候补评议员。

1921年为西南交通大学第一届董事。

1924年11月——1926年1月,任西南交通大学校长。

1926年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

1928年6月——9月,任土木工程学院院长。

1932年8月——1937年10月任西南交通大学校长。

1937年12月15日在北平病逝。

董事——王景春

字兆熙,河北滦县人,留学美国。

1922年3月28日任中东铁路公司督办。9月24日和商人武百祥创办的商业夜校开学。

交通部参事、会计司司长

曾任交通部邮政总局局长。

董事——龙学兢

字澄宇,广东顺德人。拔贡。

1914年,任全国铁路协会会员、文书干事主任。

曾任交通部总务科长。

董事——丁士源(1878——1945)

字闻槎,生于1879年,浙江吴兴人。

早年入上海圣约翰书院就读,毕业后北洋水师学堂学习。入上海育才馆习英文,后留学英国攻读法律。

清末历任北京崇文门海关监督、战事委员会法律署主管、内政部顾问、陆军部军法司司长,高等巡警学堂总办等职。

1912年民国成立任北洋政府段祺瑞副官长。

1913年11月29日授陆军少将衔。

1914年任海关总署督察长兼湖北省外交事务特派员。

1916年授陆军少将加中将衔。

1917年6月任京绥铁路局总长。

1918年12月任京汉铁路局总长。

1919年1月任交通部航政司司长兼京绥和京汉两铁路局的局长。

1919年3月交通部“筹办航空事宜处”成立,任处长兼航空总署主管。4月被派驻龙烟铁矿当总经理助理。10月10日授陆军中将军衔。年末京汉与京绥铁路进行合并,自任总长。

1920年1月获第五等荣誉奖章。

1900年8月,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杀人无数,他代表中国政府办理大批死尸掩埋事宜,由钟广生、沈荩协助。

1923年在天津一所日本人背景所发行的日报报馆任编辑。

1924年在天津任日本人主办发行的《日日新闻》主笔、国内公债局总理、天津中华汇业银行经理等职。

1932年后任伪满洲国驻日第一任公使、伪满洲国驻国联代表等。

1945年因病逝世,终年66岁。

专著有:《梅楞章京笔记》、《世界海军状况》、《添建省治说略并区域表》、《文学社武昌起义纪实》等。

董事——方仁元

字冠卿,江西南昌人。监生。

1914年,任北京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总行总经理。

曾任交通部佥事(类似科长)。

1914年,任全国铁路协会会员、铁路协会评议员、庶务干事主任。

1919年,任北京成立的银行公会董事。

董事——陆梦熊(1881——1940)

字渭渔,清光绪五年生。江苏崇明(今上海市崇明县)人。

1904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1906年获商学士学位归国,即参加殿试,授商科进士,在邮传部路政司任职。

曾任宪法编查馆统计局科员,国史馆协修,京师大学堂教习。

1912年5月起,历任北京政府交通部参事16年。期间兼任京汉铁路副局长。

1913年,任北洋政府政治会议议员。翌年兼任北京邮电学校校长。

1920年,任鲁案委员会委员。负责接收德国归还的胶州湾及胶济铁路,处理山东问题。

1922年5月,任交通部参事兼任交通大学校长。前后仅1个月,被迫辞职。

1924年11月陆梦熊兼代交通部次长、1925年11月,署交通部次长。

1927年,赴南京任胶济铁路理事。

1931年,任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

1939年,任日伪青岛特别市警察局局长。

1939年5月,调任北京日伪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

1940年1月,患急性肺炎,病死于北京。

董事——徐廷爵

字健侯,直隶天津人(生于广东香山),留学美国。

1917年成立的工商银行,总行在香港,其中上海分行成立于1921年10月24日,沪行首任经理。

曾任津浦、京奉铁路局长。

理 事 简 介

理事——郑洪年(1876——1958)

字韶觉,生于1876年1月4日,广东番禺人。光绪举人。

暨南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我国华侨教育事业的先驱者。

他早年受业于康有为门下,后来就读于广雅书院,毕业于两江法政学校。曾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并担任重要职务。

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奉命于1905年赴欧洲考察宪政,途径南洋了解到许多华侨子弟不谙中华语言文化,深感华侨教育不可缓,回国后乃请清廷批准,于1906年在南京薛家巷妙向庵创立了暨南学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专门招收华侨子弟的学校,其被任命为首任堂长。

为暨南奠定初步基础之后,即离任他调,历任交通部次长兼铁路督办、广东军政府财政厅长、军需副监和高等顾问。

1912年,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佥事(类似科长)。1914年,为全国铁路协会会员、调查干事主任。

曾任交通部路政司长、交通次长,财政部、工商部次长及全国建设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教育部大学院理事、庚款委员会委员和立法委员会等重要职务。在此期间,他曾负责办理铁路职工教育,颇有成就。

1927年国立暨南学堂改为国立暨南大学,再次出任校长。

1929年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北京碧云寺运到南京中山陵安葬,出任“迎榇专员”。

1934年离任赴南洋考察华侨教育。担任暨南大学校长长达七年之久,这是暨南大学取得快速发展、侨生最多、办得有声有色的鼎盛时期。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旅居香港,创办了华夏学院、汉华中学。

1942年12月香港沦陷,他被日本侵略军所俘虏,关押在集中营达105天之久,之后又押送到上海,被迫任汪伪华中铁路有限公司总裁。

1949年春再次旅居香港。1952年回到上海定居。

1956年8月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主要著作有《郑洪年华侨教育言论集》、《櫜园诗稿》等。

1958年2月25日在上海逝世,终年84岁。

理事——水钧韶(1878——?)

字梦庚,生于1878年,江苏阜宁人。

旧交通系成员,北洋育才馆一期毕业,留学法国。晚清洋务派领袖张之洞的女婿。

1902年11月,作为公使馆商务随员跟随孙宝琦到法国、德国,1906年回国入农工商部。

1907年5月,驻法商务随员。在此期间提出应模仿法国制度,设立专门的商事法院。

1908年同时兼任驻德公使馆二等秘书。

1909年7月入交通部,8月任新易铁路运输监督,1910年9月任汴洛铁路总办。

1914年全国铁路协会会员、候补评议员。被梁士诒指定为交际干事。

理事——华南圭(1876——1961)

字通斋,生于1876年2月23日,江苏无锡荡口镇人。

在当地考取秀才后,进江苏高等学堂(江苏沧浪亭中西学堂),在该学堂学习了法文。

1902年底被江苏省选送进入当时刚正式开办的京师大学堂,进师范班。

1904年初官派到法国巴黎公益工程大学(Travaux Publics)学习土木工程,是该校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1908年取得工程师学位后毕业,后在法国大北铁路实习两年。

1910年回国,1911年以最优成绩通过学部留学生考试,考取了进士。

1911年夏至1913年夏任京汉铁路工程师和段长等职,驻彰德府(河南安阳)。

1913年至1919年任交通部总工程师,同时协助交通部长叶恭绰创办天津扶轮中学和交通传习所的土木工程系。他在教授过程中编写了一套中文教材,成为中国最早的中文的现代土木工程教材之一,其中的铁路工程教材是中国的第一部,于1916年出版。

1913年起兼任自己在交通传习所内创办的交通博物馆的馆长,1914年对外开放,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博物馆之一。

1914年起协助朱启钤在社稷坛建设中央公园(即中山公园,北京第一个公园),为园内建筑类的建设和布局的主要主持人之一。

1918年起任交通部铁路技术委员会工程股主任。

1919年至1920年任陇海铁路局局长。

1920年至1922年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1924年至1928年再次担任。

自1914年始协助詹天佑创办以詹天佑为会长的中华工程师学会,任副会长。

1919年詹天佑去世后继续主持,有时任总干事,有时任副会长。

1922年担任京汉黄河新大桥设计审查委员会副会长。

1928年7月至1929年9月任北平特别市工务局长。

1929年任北平铁路大学代理校长。

1929年至1934年任北宁铁路局总工程师兼北宁铁路改进委员会主席。

1930年在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里担任评议,后又担任干事。

1932年任天津整理海河委员会主任,倡议并主持了天津海河挖淤工程,主持扩建了天津北宁公园。

1933年至1937年任天津工商学院院长。

1938年至1945年因拒绝为日本人做事流亡法国。

1946年至1948年任京汉铁路顾问。

1949年起受北京市政府之邀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后又任顾问。

1949年8月至1957年8月担任了连续七届北京市人大代表。

1951年任北京市科学普及协会副主席。

他还先后兼任天津古物保护委员会负责人、天津市政府设计委员会专门委员、武汉长江大桥建桥组顾问等职。

翻译了“罗马史要”、留学法国期间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份世界语杂志(世汉文双语)《世界语文学科学》杂志,为向中国推广世界语的第一先行者。

自法文翻译培尔所著的《法国公民教育》,为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国家的公民教育者。

逝世前几年,着手做《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和《三国演义》等著作的节本(该节本手稿现存于国家图书馆)。

1961年在北京去世,享年85岁。

理事——胡礽泰

字伯平,江苏宝山人。

1898年赴日本留学。1900年赴美留学。

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航政司司长、交通部次长、南京伪政府司法部长。

抗战时参加南京梁鸿志伪政权,与梁争权失败后,回归故里,不久病死。

理事——何瑞章

字次衡,生于1889年,安徽南陵县人。

毕业于南京江南高等学堂,

1914年任全国铁路协会会员、协会文书干事。

1916年后曾任株钦周襄铁路局副局长、京绥铁路副局长。

理事——陈福颐

1912年交通部佥事(类似科长)。

1922年出任交通银行协理。   

1915年,任交通银行文书课主任。

1914后财政部钱局成立于保定,其资金100万两,为主要负责人。

1924年,福成银号建成,任董事长。注册资本为大洋10万元,实收6万元,经营存放款、汇兑及银钞兑换业务。

1939年,在豫南被炸身亡。

理事——刘景山

字竹君,生于1885年,河北沧县人。

1903年入北洋大学习矿冶,次年留学美国宾州大学习交通,获经济硕士。返国后执教于天津工业专门学校。

1913年,任交通部统一铁路会计委员会委员。

1921年赴哈尔滨任中东路会办,后转任中国银行总稽核、交通部路政司司长。

1930年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顾问。

1933年主持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开发西北,我国成渝铁路创建者。

1935年任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协理,吸收外资兴筑主权。

1940年与美国工业家订立“中美树胶公司”、“中美汽车公司”合同。

去台湾后,主持“中国手工业中心”,为台湾省手工业辟一坦途。

理事——林端甫

字黎叔。

1911年7月,组织宁波国民尚武分会,其为副会长。此会为中国同盟会之外围团体。

曾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学(现宁波中学)校长。

天津扶轮中学网上校史馆(三)

叶恭绰1.jpg
“扶 轮” 之 父

扶轮中学的建立是与铁路“同人教育会”分不开的。为了解决铁路沿线职工子弟上学难的问题,在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叶恭绰先生的提议下,民国七年(1918年)2月24日,北洋政府交通部在北京着手成立了京奉、津浦、京汉、京绥四路员工联合组建的 “铁路同人教育会”,叶恭绰先生被推举为会长。当年6月,在叶恭绰先生的推动下,决定筹办以“扶轮公学”为统一校名的员工子弟学校,成立了我国铁路第一所职工子弟中学——天津扶轮公学,即现在的“天津市扶轮中学”。扶轮中学的建立是与叶恭绰先生分不开的,他是扶轮公学的主要创建人,扶轮人将永志不忘。

叶恭绰先生不但是我国交通事业的开拓者,还是国内少有的集书画、文物鉴赏和收藏于一身的名人大家,为国家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国家对他的贡献也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被推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叶恭绰先生是广东番禺人。字裕甫,又字玉甫、誉虎、玉虎、玉父,号遐庵,晚年号遐翁,别署矩园。生于1880年10月3日, 1968年8月6日病逝,终年88岁。

清廪贡生,清末举人。

1902年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留学日本。

历任铁路总局建设科总科员兼承政厅机要科员、路政司员外郎、路政司郎中、承政厅佥事(类似科长)、机要科科长、承政厅副厅长、承政厅厅长、铁路总局提调,旋升芦汉铁路督办。

1912年5月,任北洋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兼铁路总局局长;同年任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副会长。

1913年9月交通部代总长,12月任交通部路政局局长。

1914年6月任交通部次长兼邮政总局局长。

1917年7月复任交通部次长,兼铁路督办、邮政总局局长;同时兼任“铁路同人教育会”会长。

1920年8月任交通部总长。

1923年5月,孙中山委任其为广州大本营财政部部长,兼广东财政厅厅长;7月代理大本营建设厅厅长。

1924年4月兼盐务督办,11月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

1927年任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国学馆馆长等职。

1929年兼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管理中央庚款董事会董事。

1931年12月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

1933年任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兼总干事,倡议设立上海博物馆。

1934年被聘为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委员会委员,又被选为中国红十字会监事。

1939年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文化协进会。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移居九龙。翌年10月转往上海,拒受伪职,以书画自娱。抗日战争胜利后,由沪返穗。1948年移居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北京。

1951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同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代馆长。

1952年5月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

1953年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955年任北京中国画院首任院长。

1957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

“文革”中受到迫害,1980年3月全国政协为他举行追悼会,平反昭雪。遵其遗嘱,骨灰葬于南京中山陵东侧仰止亭旁(仰止亭是在中山先生奉安中山陵之前,当年由叶恭绰捐款修建,以志他对中山先生知遇之情)。

叶恭绰除早年致力于交通事业外,平生于艺术、书画、诗词、文物鉴藏无不精通。书工楷、行、草,主张以出土竹木简及汉魏六朝石刻、写经为宗。

为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使之不流入外国人之手,他购买了许多珍贵字画、碑帖、磁器、铜器、孤本、善本、外国难得之名著与故宫禁物。

一次他重金购得稀世珍品——晋朝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真迹,慨然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年登八十,又先后将全部收藏品捐给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成都等市有关机构,以垂永远。

其著作甚丰,主要有《遐庵诗》、《遐庵词》、《遐庵谈艺录》、《遐庵汇稿》、《交通救国论》、《历代藏经考略》、《梁代陵墓考》、《矩园馀墨》、《叶恭绰书画选集》、《叶恭绰画集》等。另编有《全清词钞》、《五代十国文》、《清代学者像传合集》、《广东丛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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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痕》1

1950年2月2日(农历腊月十六),我出生在河北省昌黎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过天津铁路分局的工会及文教工作,当过铁路中学教师,后在铁路中学校长任上退休。母亲高中毕业,也算有文化的人。1956年因父亲从古冶调往天津铁路分局工作,举家搬到了天津,居住在河北区王串场铁路宿舍。

小时候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比较严,尤其是对我报有很高的希望。自小学到中学,在父母亲的辅导下,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父母希望我考上好的大学,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我当时的志愿就是能成为一名工程师,为建设祖国出一把力,也不辜负家庭对我的期望。

记得在我上小学时,也就是1957年,我们家里出了一件大事。父亲在这年的冬季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了“右派”,随后就把我父亲下放到了外地铁路大修队劳动改造,这对我家的打击是相当大的,好似天塌了下来。父亲一走就是将近七年,由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兄妹五个生活,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父亲的工资也由原来的每月101元减到了85.5元,虽然收入在当时来说也不算少,但由于要养活七口人以及和父亲又两地生活,日子就不算宽裕了。在这种情况下,母亲除了忙活洗衣、做饭等家务活以外,还要四处托人找活做。扫大街、收水电费、拉大板车等脏活累活什么都干,只是为了给家里增加一些收入。当时我们都小,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苦了母亲一个人。也就在那时,我慢慢的学会了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劳动,如做饭、挑水、劈柴什么的。说是会做饭,当然是简单点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切茄子没削皮,菜刀一滑就把左手无名指的手指肚给切掉一小块,直到现在还少一块肉。

1960年前后,正是全国困难时期,

后来父亲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但还一直在外地工作,直到1964年,经过努力,父亲才从邯郸调回天津铁路二中教学,全家这才得以团圆。

1972年文革时期,又因父亲的右派问题,全家一起被下放到了天津市北郊区南王平公社,工资降至每月72元。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了教师工作,全家才回到了市里。

小学我是在天津铁路第五小学上的,这所学校是天津铁路系统最大的小学,我当时上学时被分到了一年十一班。在这期间正是大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期。全国人民都被动员起来,当时的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东风压倒西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实现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早日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我们小学生也不例外,也被调动起来,尽自己的能力为支援祖国建设贡献力量。那是在上2、3年级的时候,因那时学校实行二部制,每天只上半天课,为了支援农业,同学们就利用不上课的半天一起上大街捡驴马粪积肥(那时大街上都是马车拉货),为了支援大炼钢铁,还要去捡拾废铜烂铁,实在捡不到,就在自己家里找,有的同学甚至把家里有用的铁锅、饭勺什么的从家里偷出来也交到了学校。现在想起来很是可笑,但在当时这可是政治任务。

我是在天津铁路二中上的初中,也是首届毕业生。1966年在初三就要毕业的时候,也就是在同学们充满着远大理想,积极准备毕业考试的时候,然而命运和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聂元梓《我的一张大字报》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紧接着广播里就开始了对北京市委的邓拓、吴晗等领导人的批判。学校停止了上课,相继组织了红卫兵和其它造反组织,开始了批判资产阶级走资派的斗争,批判运动也涉及到了普通老师。 “停课闹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我的大学梦也随之破灭了。

当时学校停止了一切正常教学,当然也停止了考试,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搞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等各种造反组织每天除了写大字报,就是批判、批斗校领导和老师,我的父亲也不能例外,他由于在1958年初被打成右派,当然也成了批斗对象。有了这个“污点”,别说当时的造反组织不要我,就是要我,我也没那心情,所以各种造反组织我都没参加,当了一个自由自在的“逍遥派”。“文革”开始的两年,我每天提心吊胆,生怕造反派又来我家查抄物品(共查抄了两次)或带父亲去开批斗会。那时全家笼罩在一片乌云之下,处在度日如年的惶恐之中。学校我也就不去了,没事的时候,我就骑车到市里看看大字报、小字报之类的,对家庭有利的无利的都尽量搜集,生怕耽误了什么运动的新动向。

    1968年是我们66届毕业生人生的转折点。学是不能上了,当时全社会纷纷响应毛泽东“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掀起了上山下乡,支援边疆的热潮。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的思想都比较积极,表现不积极就会遭到批判。那时的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论是社会青年还是在校生,没有不积极响应的。根红苗正的红卫兵们和要求进步的青年都积极踊跃地报名下乡,我们这些有问题的“黑五类”子女,就更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了,想不走也不行。上学是不敢奢望了,只有上山下乡,除了这条路,别无选择。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那个时候属于“独生子”,当时参军都不批准。说实在话,父母是一百个不愿意我远离家乡,到偏远的农村去受苦受累。当时父亲和我都在天津铁二中,父亲是英语教师,我是初三学生。父亲已被打倒,如果我不走,是要连带上我父亲的,他就会罪加一等。万般无奈中,父母只有顺从潮流,同意我走了。

    第一批是去内蒙古插队,当时听说下一批就去黑龙江兵团了,父母一想那就更远了,还不如第一批走呢,就让我报了名。在兄妹五个里我是老大,妹妹们还都小,那时我家住平房,我是家里唯一一个能干重活的,我走后,挑水、劈柴、买煤的活就只得靠父母承担了。但不下乡又不行,那时的口号就是广阔天地,才能大有作为呀!

    报名后没多长时间就批下来了,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凭着上山下乡证明我领取了棉被和大棉袄。母亲也把积攒多年,准备让我上大学用的二百元钱拿出来,给我置办衣服和生活用品。可是光有钱还不行,因为当时各种物资都比较匮乏,还得凭票凭本供应,买一件“老头衫”、一袋白糖都要票,没办法,母亲只好硬着头皮向邻居们去借各种票据。那段时间母亲走东家串西家,能借到的地方都去借了,总算把我的生活用品准备够了,也真难为了母亲。

    1968年8月27日是我们出发的日子,虽说是初秋季节,当时的天气还是很热的。一早,母亲把我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一遍一遍地清整着,眼里含着泪花,时不时地擦拭着眼睛。我怕她过于难过,就大声地开导她,岔开话题,好似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好叫她放心。根据当时的条件,母亲能想到的都替我想到了,吃的、用的、以及各种药品一应俱全,现在想起来这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快中午时,全家吃了一顿平时不经常吃的饺子,就算为我饯行了。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父母自己出远门,我知道这次离开家就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说实在的,我那时还是个孩子,能不想家吗,觉得心里酸溜溜的。为了不让父母更伤心,我坚决不让他们去车站送行。当然,不让他们去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当时父亲已被打倒,他是没权力去送自己孩子的,我也知道他们为难,所以干脆就不让他们来送。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们学校一同去的几个同学,他们很赞成,决定尽可能地不让家长来送。就这样,临走时我们几个就集合到一块,搭伴一起走,家长这才算放了心。

    运送我们的专列是在当天的中午出发,我们很早就到了天津东站。只见车站广场上红旗招展,到处都是欢送的横幅和标语。站台上站满了送行的家长、亲友和同学,真是人山人海。没上车的知青拉着父母或同学的手,有的在哭,有的在说笑,表情各异。已经上车的同学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和车外的亲人告别,和同学告别。

    12点零9分,随着一声汽笛声,列车徐徐地开动了。就在这一刻,站台一片沸腾,这时站台上和列车里的哭声也响成一片,很多送行的人们恋恋不舍地拉着车厢里同学的手,一直跟随着列车往前跑,久久不愿松开。“再见了,天津”,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很快,列车就驶出了站台,可车厢里的哭声却依稀可辨,带队老师不断地劝说,同学之间也互相安慰,折腾了好一阵列车里才平静下来。当时我们毕竟是年轻人那,列车还没过塘沽就都嘻嘻哈哈的说笑上了,刚才离别时的痛苦很快就被扔到了脑后。这时有人带头唱起“文革”中流行的毛泽东语录歌曲和革命歌曲,车厢里顿时激情涌动,热闹非凡。我们互相分享着每个人从家里带来的好吃的零食,憧憬着美好而又神秘的未来幸福生活。可好景不长,静下心来后,每每望着窗外的景色,我就不时地就想起了母亲送我出门的情景。母亲那时年岁并不大,但看上去已略显苍老,临出门还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和贫下中农搞好关系,要经常给家来信,不然家里会惦念的……”。母亲对我是多么地不放心呀!我走了,母亲的担子更重了,能吃得消吗?妹妹们还听话吗?越想心里越乱,越想鼻子越酸,同伴拿镜子对我一照,我看到了镜子里一双红红的眼睛……,干脆什么都不想了,和同学们一起打扑克去。列车上的伙食很好,吃晚饭的时候盒饭都送到我们车厢来,有的同学还拿出从家带来的粉肠、咸菜、辣酱什么的一起吃。

    列车向东北方向前行,前行……。大约是晚上八九点钟,列车缓缓地停了下来,我们向车窗外一看,哎,到锦州了。可能是要换车头,在锦州站作短暂的停留,我们都纷纷下车到站台上去凉快和活动。这时列车前部出现了乱乱哄哄的情景,也不知是谁大声地喊着,说有人打了我们同行的同学,叫我们赶紧过去帮忙。我和几个同学不知真相地就蜂拥而上,也不知对方是谁,就都参加了“战斗”。总算我们人多,没费什么劲就把当地的一伙青年打跑了。这时同伴才发现我不知什么时候挂彩了,鼻子直往外流血。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架着我往车上跑,找送我们的随车医生处理。医生拿出药棉花帮我把鼻子堵上,并让我头朝上靠在座位上,还给我吃了一片不知是什么名字的药。

    列车开动后我们才听说,和我们打架的是锦州铁路二中的学生,因为他们学校离车站很近,就隔着一道墙,他们是跳墙过来看热闹的,都是年轻的学生,不知怎么就从吵架变成了打架。这件事不是很光彩的事,却让我看到,远离家乡的青年学生是多么地团结,遇事能挺身而出,互相帮助,表现出天津人的一种抱团精神。不过我从这次打架中也得到了好处,因为鼻子出血,随队医生帮我处理完了后,就找带队的负责人,安排我进了卧铺车厢,就这样我在卧铺上睡了一夜。这要比其他同学在车厢硬座上坐着,东倒西歪地睡一夜强多了,或许这就叫因祸得福吧。

    8月29日早晨,列车到达了离天津1500里之外的内蒙古哲里木盟(现改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所在地——甘旗卡。这里是赫赫有名的科尔沁草原的腹地,但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没有一点传说中的科尔沁大草原的景色,看不到蒙古包,也没有一点城镇的感觉。眼前只有旗政府、政府招待所、医院、供销社等为数不多的砖瓦房,更没有楼房了,其他的是低矮的“干打垒”或是土坯房。没有柏油马路,全是沙石路,满马路走的也都是马车、牛车或轮式拖拉机,见不到汽车,听说只有旗政府有几辆吉普车。

    当地政府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特意给我们安排到了当时条件最好的旗政府招待所。在旗招待所等待分配的两天里,事后回想起来,才知道我们当时是受到了最好的招待。记得在招待所吃的第一顿饭是馒头,可能是全麦粉的缘故,蒸出来的馒头没有馒头样,又黑又黄,吃起来干涩难咽,同学们很多是咬了几口就扔掉了,回到寝室再找从家里带的东西充饥。这件事,让我很长时间想起来都感惭愧,辜负了当地人对知青的一片心意!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食堂吃饭,看到的主食不认识,在天津没见过,很白很白,颗粒比大米大很多的一种米饭。大家很惊奇,都争着去盛,等吃到嘴里才知道是白玉米做的(当地叫“大茬子”饭),刚吃头几口还可以,越吃越不愿意吃。据当地人说,以后我们就要习惯吃这种东西,而且还不是经常吃,这种饭在当地算是很好的饭了。以后几顿饭就是在天津不常吃的小米饭和大米、小米一块做的“二米饭”,知青们当时对这些饭都是不习惯,基本没吃多少,有的同学只要嫌不好吃就倒掉。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些孩子多么地不知足,多么地娇气,这些体会在没过几天分配到生产队后就都感受到了。

    我们学校一起来的同学中,有11名同学(七男四女,其中四名男生是我们同班的)被分到了铁牛公社三义甸子大队,其他同学分配到了茨藤大队。8月30日一早,大队来了2辆马车,接我们到插队的生产队去。赶车的一个是三义甸子生产队队长的弟弟,一个是老营房生产队的丁大爷。这里的马车都是四匹马拉的,比我们以前见过的马车马匹多,赶车的鞭杆也长,大约能有一丈来长。旗知青办的领导和大队来的领导交待一番后,就招呼我们搬行李,上车。大家在城市里从来没坐过马车,第一次坐马车都感觉很新鲜,我们很高兴地就上了车。队长一路上对我们很照顾,生怕我们掉下去,一再嘱咐要注意安全。他还时不时地给我们介绍生产队的情况,全村四十多户,有牛群、羊群和草甸子等。这里是半农半牧地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大草原。地理位置在内蒙古的边上,尤其是三义甸子生产队紧挨着辽宁省,地挨地,从村子到辽宁地界只有三里地。一路上对这个队的基本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在说笑声中马车把我们拉到了离甘旗卡大约三四十里的三义甸子生产队,安排到了早已为我们盖好的知青点里。

我们的到来,使小村子一下子热闹起来。全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围着我们看热闹。尤其是小孩们,他们没看到过大城市的人长什么样,觉得什么都新鲜。其实我们也是一样,一脸的阳光,一脸的灿烂。大队书记侯国范和大队长张义都年过半百了,对我们的到来很是欢迎,介绍完村里的情况后,鼓励我们要克服困难扎根农村,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他们对我们的生活也分外关心,嘱咐我们有什么困难就找他们,大队会全力帮助解决的。书记和队长的话让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孩子们感到很温暖,很亲切,尤其是乡亲们的热情劲,使我们感觉到就像回到了家,一点也没有陌生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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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痕》2

   

我们知青点,坐落在村子北边,共有四间坐北朝南的土坯房,房后就是像一堵墙似的大沙坨子,很背风。我们知青住的房子比当地人住的好多了,房子的墙是土坯垒的,房顶上的梁和檩子都是很好的松木,满房顶都有椽子,铺的都是用芦苇编的苇箔,窗户下半部分是玻璃的,上半部分是用窗户纸糊的。因为经济的原因,当地人的房墙基本上都是“干打垒”的,也很挡风,房子前后沿上才有椽子,房顶上铺的基本都是用柳条编的箔,窗户基本都是窗户纸糊的。

    我们男知青分住在西边的两间房里,女知青住东边那一间,中间隔着一间厨房。男女宿舍屋里靠北边一面都是火炕,我们的行李在炕上摆了一溜,带来的箱子都用木棍架在靠窗台的南面。这里没有电,晚上也就没有电灯,乡亲们都是点没有灯罩的煤油灯,我们知青用的是带罩的煤油灯,当地人叫“保险灯”,比一般的煤油灯亮堂点。不过煤油烟还是不少的,能把屋子熏黑,每天早晨我们的鼻子眼都是黑的。不管怎么说总算安了“家”了。队里专门给我们安排了一名做饭的大师傅,他虽然有四十多岁了,因为在村里的辈分小,所以我们都管它叫“鲁二哥”,吃饭问题不用我们操心。

    没来之前我们都憧憬着内蒙古大草原的美好风光:蓝蓝的天空下,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牧场里有数不清的马群、羊群、牛群在自由自在地吃着草……。我们还能不时地骑上快马在大草原上驰骋,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景象啊!可实际并不是这样,这里是半农半牧的地方,没有大片的草原和牧场,有的只是一座座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沙坨子,坨子上稀稀拉拉的长着几棵树,长着不多的只有沙漠才能生长的草。脚踩上沙坨子,鞋里就进满了沙子,走几步就得把鞋里的沙子往外倒,不然就灌满了,别说走路,抬脚都困难。只有较平坦的地方才有农田以及小片的草甸子,和当时科左后旗知青办的负责人在天津讲的大相径庭,但这里的确有蓝蓝的天,白白的云,不过还是使我们感到些许失望。面对现实,我们也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了。我们坚信,在这里也一样可以“战天斗地”,同样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只有我们来适应这种环境啦,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想法。

    三义甸子大队共有三个生产队,三义甸子是一小队,老营房是二小队,柴家坑是三小队,呈三角状排列。每个生产队相距大约三里地的样子,大队部和村小学都设在三义甸子生产队。大队长张福勤的家在三义甸子生产队,书记侯国范的家在柴家坑生产队,民兵连长王起禄的家在老营房生产队。这个大队是铁牛公社最西边的大队,离公社所在地西里大队十多里地,公社有卫生院、供销社、储蓄所、兽医站等。这个公社是个比较小的公社,由西里、茨藤、杨家、马架子、三义甸子等八九个大队组成。据当地人讲,铁牛公社这个名字是有来历的。1948年在解放这块地方的时候,牺牲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名字叫洪铁牛,后来为了纪念他,成立公社时就叫铁牛公社了。

    我们知青下乡第一年吃的粮食是国家按定量供应的成品粮,以玉米面为主,其中每月有10斤细粮(大米或白面),另外就是少量的小米、高粱米,玉米茬(当地叫“大茬子”),这比当地农民吃的可好多了,一年过后就和当地人分一样的原粮吃了。实际原粮更好吃,都是新收下来的新鲜粮食,这点就比城市人吃的粮食好多了。如秋天新收下来的玉米,不论是玉米面还是玉米渣都非常好吃。尤其是新的白玉米面做的发面饼子,一面是金黄的嘎巴,吃在嘴里甜甜的,比面包还棒。

    生产队菜园子种了不少的菜,按时分给每家每户,我们知青也算一户。秋天的菜品种多,有豆角、茄子、西红柿、芹菜、旱黄瓜等,还算可以。冬天主要就是土豆、大白菜和萝卜了,显得很单调。为了好存放,当地人有冬天用大白菜积酸菜的习惯,就是把白菜放在大缸里发酵,酸了以后再吃。据说这是东北冬季的主菜。

    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在=城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紧张,但我们这里的乡亲们却忠厚善良,对人实实在在,说话也直来直去。村子人员的构成也不复杂,基本上都是沾亲带故。三义甸子生产队以王姓居多,他们是村子的大户,同时掌握着生产队的大权。老营房生产队也是王姓居多,但和三义甸子的王家不是一家,也掌握生产队的大权。柴家坑生产队就没什么大姓了,主要有侯姓、何姓、柴姓等。

    这里的乡亲们对我们知青特别热情,我们到任何一个乡亲家都可以随便吃喝。遇到杀猪宰羊了,他们都会叫我们去吃饭;我们的衣服破了,不论是哪位大妈或大嫂看到了都会帮我们缝补,从不拿我们当外人看。生产队长怕我们的伙食不好,告诉管菜园子的,只要我们没菜吃可以随时去摘。他还经常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我们也是队长的老妹妹家的常客。队长的老妹夫就是给我们知青做饭的大师傅“鲁二哥”的弟弟,我们都管他们叫“老姐”、“老姐夫”。有时我们想吃什么了,“老姐”就给我们做什么,她家的东西以及生产工具只要你需要就可以随便借用,真是亲如一家。其他的乡亲也一样,下乡不长时间,我就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他们知道我们远离家乡,离父母又远,所以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生产中都非常照顾我们。时间一长,我们知青和乡亲们也建立起了感情,谁家有困难我们都会积极地想办法去帮助。

    村子里有一家是特困户,俩口子都有病,孩子又多,生活非常困难。他们家的房子是全村最低矮的两间土房。男孩快到上学的年龄了,没钱买衣服,夏天,身上一丝不挂,光着脚在村里跑。女孩穿的也是破破烂烂,夫妻俩个人才有一条囫囵裤子,谁下地干活谁穿,没事的就在炕上围着一条破毛毯,不敢下地。屋子里白天进去都漆黑一片,呆上老半天眼睛才适应,才能看到东西。炕上说是有炕席,一小块一小块的拼凑着,和没有区别不大。棉被是几个人一条,而且早已露出棉花了。此情此景我们知青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我们把自己的衣服、从家带来的食品、药品时不时地拿出来送给他们,他们对我们是千恩万谢,感激不尽。可是救急救不了贫哪。实际我们这点帮助也解决不了大问题,我们倒是不以为然,觉得对贫下中农就应该这样,只不过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内蒙的秋天来得特别早,下乡第一年的9月初,这里的天气已经没有夏天的感觉了,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田里的庄稼就等着秋收了,草甸子上的草这时已经成熟了,正是打羊草的好季节,乡亲们都在做着打草前准备。

    记得,刚到生产队的第二天(1968年9月1日),因为新奇,我们要求干活的情绪很高,很想快点和乡亲们一起到地里干活去,和生产队长说了以后,队长很爽快地答应了。在此同时,生产队也给我们买来了打羊草用的鐥刀和鐥刀杆,由生产队长派人帮我们按好工具,简单的介绍了打草的要领,大家都很兴奋。

    转天,也就是9月2日天一亮(这里没有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过早饭,我们全体知青和当地乡亲们一起下地了,正式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活。草甸子离村子有2里地远,看上去草甸子虽不大,倒还很平整,这在城市也是见不到的。面对这草原景象,心情十分舒畅,草甸子上五颜六色的野花正在开放,有“野菊花”、“鸽子花”以及叫不出名字的各色野花。女知青们欣喜若狂,争着去采山花,闻闻还很香。草甸子虽然面积不大,但一刀下去打到头也有一里地长。我们拿出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学着社员的样子,模仿着干了起来。毕竟我们是从城市来的,别说我们干,就是看也是头一次,鐥刀在我们手里说什么也不听使唤,就是把草打下来了也是长短不齐,而且留的草茬是高矮不一,很不好看。我们看着社员们不太费劲地抡着鐥刀,一步一步整齐地往前打着草,心里很是佩服。这时队长专门派人过来给我们指导,教我们怎么往右面打,怎么往左面打,怎样才能擎住刀不让刀头往土里扎。同时又教我们怎么磨刀,刀怎么才叫磨快了,怎么看刀刃等等。你别说,这方法还真管用!时间不长大家就掌握得差不多了,但是速度还是比乡亲们慢很多。我们一个跟着一个往前打着,干得正来劲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有蛇”!把我们几个知青都吓得够呛。对我们来说在天津是很少看到蛇的,不免有些慌张,我们就硬着头皮胡乱的用鐥刀你一下我一下的乱打,总算人多势众,把蛇打死了。乡亲们说,他们一般不打蛇,只要不是毒蛇就不要管它,把它挑一边就行了,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毒蛇呀,还需要慢慢的学习。太阳快下山的时候,队长招呼大家收工,估计这一天工作有15个小时以上,第一天干活就是这样在学习中度过的。生产队实行工分制,一个男劳力上一天工10分(相当于一元钱),妇女8分,我们知青因为刚开始学,还不能完成一个男劳力的工作量,所以就给8分,和妇女一样。不过我们还是挺高兴的,总算能自己养活自己啦。

    回到“家”后,大家都累得不行,往炕上一躺,晚饭都不愿意吃了。刚开始干农活是肯定觉得很累,老农说干时间长了,“顺过架”就好了。这时我们才感到农民的辛苦,粮食来的是多么不容易,想起了在旗招待所乱扔粮食的情景,真是后悔。

    秋收的季节来到了,这也是一年当中比较忙的季节。人们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地去地里收割各种农作物,我们知青也加入到了这个秋收的大军里面。可以说收割庄稼是农活里最累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一猫腰割起来就要到头,中间不休息,只有到了地头才可以喘口气,对于我们城市来的知青来说是个比较大的挑战。虽然天气还算凉爽,但一干上活后汗水就把全身都湿透了,不可能每天都洗衣服,弄得上衣后背都是盐碱的白色痕迹。年轻人干活又不管不顾,衣服上刮的都是口子,比较勤快的、尤其是女知青,下工后抽时间还要缝补衣服。男知青都比较懒,不是找人缝就是凑合着穿,腰里系一根武装带或麻绳,远看和当地农民别无二致,真算是“打成一片”了。

    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割高粱和谷子。高粱秆较高,割下来后要攒成堆横放在地上,所以割高粱时每人要把着八条垄一块往前割,不但要割下来,地上留的高粱茬子还要短。因带着高粱头割,割下来后抱在怀里是很沉的,我们的年龄又都不大,相对力气也小,感觉很是费劲。不但要割整齐、放整齐,随时还要注意安全,因为镰刀很锋利,不小心割破手指是常有的事。割谷子就不同了,割高粱是站着割,谷子长得相对较矮,就只能低头猫腰割了。一般谷子地都比较长,有的一垄地有一里多长,时间久了,腰疼得实在受不了,割一段就要站起来直直腰,有的女知青实在受不了,就跪着割,一点一点地跪着往前挪。等到收工时,就只剩下我们知青的活没干完,大伙就你帮我我帮你,一起往前赶。有的男知青干完自己的活后,就马上去帮助女知青,团结协作的精神可见一斑!

    记得有一天,在割谷子的时候,有个女同学一不小心,把腿割了。伤口正在膝盖处,肉都往外翻着,和小孩嘴似的,血不住地往外流,我们着实吓坏了。转过神来,大伙慌忙跑过去用手绢帮她包上伤口。生产队长也赶紧派一辆马车,和全体女知青一起将她送到了公社卫生院,缝了十几针。后来这位女同学休息了好长时间,才能下地走动,耽误了很多工,因为农村是没有工伤这么一说的。

    还有一种农活干起来虽然不太累,但比较受罪,那就是当地话叫“扒苞米”。这里收玉米的办法是先把玉米割倒,堆成一小堆一小堆的,都割完了以后在地里再一堆一堆的扒玉米皮。等扒玉米皮的时候已经是秋末冬初了,这里的天气已经很冷了,每天早晨玉米堆上都下一层霜。我们都穿上了棉袄、棉裤,每人拿一个用竹箆做的玉米阡子到玉米地里“扒苞米”。一开始还不觉得怎么样,慢慢的手就干裂了,尤其是每天早晨手沾上了霜以后疼得要命。手上裂的口子一个一个的有十几个,我们有的用布条缠上,有的就用从家带去的橡皮膏沾上再干,时间长了双手发肿发胀,手指都不能回弯,吃饭端碗都要加小心,筷子也使不了,只能往嘴里划拉。就这样起早贪黑地干,有时还完不成任务,还要扣公分。虽然这么辛苦,当时我们没有一个叫苦的,觉得这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就是对我们知识青年的改造,只有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充分的表现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心。

    虽然白天干活出了不少汗,但这里没有洗澡的条件。当地人基本不洗澡,可我们就不行了,不洗澡身上都是粘的,没办法,只好用烧饭的大锅烧开水,用洗脸盆打点水擦身子。大伙轮着洗,轮着放哨,怕有外人进来,基本每天如此。当地人对我们的做法很不理解也看不惯,说我们时间长了就不这么爱干净了,每天干活都很累,下工后就没精神洗了,也许他们说得对。在农村生活不像在城市,是不好处处都讲卫生的,太讲卫生了,连饭就也别吃了。他们当地人身上基本都长虱子,这就是不常洗澡、不常换洗衣服的关系。我们都十分害怕被传上,但没有办法,整天和他们在一起干活,一起开会,慢慢的身上也长了虱子。刚开始身上叫虱子咬得不行,咬得满身都是疙瘩,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就在煤油灯下围成一圈摘虱子。我们知青点的户长,对个人卫生就不在乎。他有一件黑色的“弹力衫”,在里面套着不经常洗,有一天他脱下来一看,白花花的都是还没变成虱子的幼虫——虮子。弹力衫上有缝的地方都长满了,根本就没办法摘,在大家的嘲笑声中,他直接就把弹力衫扔到了火炉里了,我们都听到炉子里噼噼啪啪的响声了,这件事成了以后大家的笑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每人回天津时,到家后第一个任务就是进澡堂洗澡、换衣服,脱下来的衣服要用开水烫好几次,生怕带回家后传给家里人。

    来到这里后,我们人人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学会骑马。虽然队长怕出危险,很不情愿让我们练,但架不住我们年轻人的好奇心,不让明着学,我们就偷偷地找人在背地里练。当地有句顺口溜:“马骑前腿畔,驴骑屁股蛋,骡子骑当间”,我们就按照社员教的这些经验分头去学。女知青都没学会,只有我们男知青学得还不错,但也受到了一定的痛苦。在草甸子上骑马,摔下来也不至于受伤。没了这种后顾之忧,大家伙练得分外卖力,进步也非常快,但我们忽略了马鞍子的作用。刚开始时怕我们掌握不好要领摔下来受伤,当地人就不叫我们鞴马鞍子,只在马背上铺一条麻袋,这样掉下来不会让马拖住。虽然是为我们好,但我们的屁股都让马背给铲了,屁股两边掉了一层皮,都露出了嫩肉,那时相当的疼呀。当地人说,必须要有这个过程,等磨出茧子就好了。经过漫漫的磨练后,我们男知青基本都学会骑马,虽然不能驰骋在大草原上,也可以驰骋在广袤的荒原上了。骑马的感觉和坐车就是不一样,既惊险又刺激,还有一种征服者的自豪感。

    下乡后的第一个冬天来到了,这里的冬天很长,大约到清明才能脱棉衣。天气比天津冷多了,白天都在零下十几度,晚上就更冷了,能到零下三十多度,而且每天都是大风呼啸,冬天很少有不刮风的时候。我们不但穿上了棉衣、棉裤,还不论男女每人买了一顶皮帽子,我买的是兔皮的,没有这些“装备”是出不了屋的,当地人有的还穿上了羊皮大衣呢。这里冬天下雪的日子很多,一下雪,天儿就更冷了,大风刮着雪花,呼呼的赛牛叫一样,虽然我们都买了“大头鞋”,可有的知青还是把脚给冻了,每天晚上都要用辣椒水泡,算是缓解一下痛苦。下雪下雨就是我们的休息日,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洗衣服、补袜子和给家里写信。那时没有娱乐活动,连收音机都没有,显得有点枯燥。

    冬天对于当地人来说,可是收获猎物的好季节,尤其是下过大雪以后,天气晴朗,村里的男人们就忙了起来,准备好马匹和猎枪去“打围”。有些半大小子虽然没有马骑,没办法参加打围,纷纷准备用细钢丝做的“套子”、“大夹子”,就三五成群的上山去下“套子”和“夹子”,第二天早晨就可以去遛“套子”了,虽然套住和夹住的都是些山鸡和“沙半鸡”之类的,那就很满足了。“打围”的人们吃够早饭后,就互相招呼着骑着马集合到一块,同时也要带上几只狗,这是打猎离不开的朋友。因为这里不是牧区,野物的品种不算多,山上山鸡、野兔就算多的,狍子、獾子和狐狸不多,运气好就能碰到。到了比较开阔的地方后,上年岁的人凭经验指挥着大家跑到四周,围成一个大圆圈,然后呐喊着共同往中间圈,这时由于野禽受到惊吓,山鸡、野兔就会慌张的蹿出来,这时,人们就拿着猎枪带着狗去追赶。见有野兔蹿出,狗就发挥了作用,狗抓野兔是很有经验的,也很聪明,它可以跑到前面拦截野兔。如果运气好碰到了狐狸、獾子什么稍大一点的猎物,大伙会齐心协力的追赶,这时就看谁的枪法好了,这也是比枪法的时候,谁也不甘落后,狩猎场上你追我赶,喊声震天,好不热闹。每次满载猎物回来后,不论是打到猎物的还是没打到猎物的,大伙都是喜笑颜开,这就是这里的人们冬天最快乐的事。

    临近入冬的时候,生产队为我们储备了很多过冬的蔬菜,基本就是大白菜、土豆、大萝卜“老三样”,做饭的大师傅和我们知青点的女同学一起也积了几缸酸菜,当地人家家如此,虽然品种不多,在冬天里,每顿饭能有菜吃就不错了。

    这里基本上是用火炕取暖,因为火炕连着灶台,每天做饭时就把炕烧热了,当地人每间屋里还有一个火盆,就这样过冬。一开始我们可不习惯,炕虽然很热,也抵挡不住冬天的寒冷。前半夜热,后半夜凉,下面热,上面凉,一夜两季节。没办法,每天睡觉时我们都把棉帽子戴上,有的怕冻鼻子,还戴上了口罩。虽然我们在屋子里用砖砌了一个土炉子,按了几节烟筒,但这里没有煤,只能烧些玉米骨头、木头疙瘩,等睡着了炉子也就灭了,屋里还是很冷。每天脸盆里的水都要倒干净,不然到第二天,就都冻成了冰。早晨窗户上结满了霜,很厚很厚,一点也看不到外面,每天起床就和上战场一样,大家都是哆哆嗦嗦飞速地穿衣服,不然就会冻着的,因为这时屋里的温度已经都到零下了。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土炉子的火升起来,屋里稍微有点热呼才能洗漱,每天早晨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因为队里干活是不等你的。

    冬天这里吃两顿饭,上午大概在9点左右,下午大概在3点左右,早晨不吃饭就出工,干一阵活后再回来吃饭。冰天雪地的也同样要出去干活,每天出门时,我们都是全副武装,干活觉得很笨重,就也挡不住刺骨的寒风。冬天生产队里活不多,主要是打场,送公粮和捣粪,当地人每家还要“上山”打做饭用的柴草以及给所养的牲畜准备羊草。冬天我们知青一般干的就是打场,这里没有机器,全靠人工,用“悠荡棒子”打玉米。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干一阵被替换下来后,还可以到看场的小土屋里暖和暖和,这也是生产队照顾我们吧。我们干得热火朝天,到感觉不到有多冷。看着金灿灿的玉米堆得像小山似的,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们和大家一样也是美滋滋的,忘记了天气的寒冷。

    冬天这里的风雪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大风裹着雪花和沙子,让人站不稳又睁不开眼,这里人叫它“大烟炮”、“白毛风”。要是夜里下大雪,早晨雪能把门给封住,开不开门,只得从门里用小铲自门缝处一点一点地挖,门才能慢慢地被打开。

    有一天,大雪从白天一直下到晚上,同时刮起五六级的北风,大风刮的雪能到窗台那么高。我们屋子里怎么烧火也不暖和,也不知是谁心血来潮提议说,这么冷的天儿,不如去喝点酒,大伙都积极响应。我们每个人都全副武装,把能御寒的衣服都穿上,腰里扎上了武装带(文化大革命时一般都有,我们也都是从天津带去的),戴上皮帽子,都捂得严严实实就出门了。我们公社小,没有饭店,只有离我们有30里地的常胜公社才有饭店,要想喝酒只有去常胜了。我们走的时候风雪都小多了,天上有月亮,因为是向东走不是顶风,也因为天气冷的关系,我们连说带笑,上了公路后走起来很快,大约有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到那一看就傻眼了,没有一处是开门的,都关门了,当时也不知道几点,看到一个饭店就敲门,不一会有人开门了,说是已经下班了。我们好说歹说总算让我们进去了,一看表,已经晚上八点多了,怪不得大街上的店铺都关门了呢。这位开门的正好是这个饭店的大师傅,还算我们走运,听说我们是从30里以外的铁牛来的,又顶着大雪,答应给我们做几个菜喝酒了。那时的饭店也没什么好吃的,再说已经收工了,店里的菜也不多,就给我们炒了三四个菜。我记得有肉炒土豆片、肉炒酸菜、炒鸡蛋、花生米等,因为冬天这里实在没什么菜,但也比我们平时吃的强多了,好歹见到几块肉啦,总算是开了荤。我们几个人围着火炉连吃带喝起来,其实我们都不会喝酒,只是瞎胡闹,没喝多少菜都吃没了。一看表都快十一点了,还要赶三十多里路呢,大家赶紧起身告辞。因为喝了酒,在回来的路上也没感觉冷,胆子也大了,还是一路上说说笑笑的。这里村子与村子之间很远,大部分路途都在荒郊野外,时不时地就听到嗷嗷的狼叫,狼嚎声在夜深人静的雪夜传得又远又吓人,我们不由得都加快了脚步。

    下了公路后,还有三里多的小道才能到家,这是最不好走的路了,因为在下雪的同时也刮着大风,公路上基本没什么雪,可小道就不同了,几乎都让雪给埋上了,我们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光顾说笑了,我一不留神,就感觉眼前一黑,迷迷糊糊地就掉进了一个有一房深的大雪坑里。脑子一片空白,可能是求生的本能吧,我当时两手胡乱划拉,就想抓到什么东西才好。等我平静下来一看,还好,没被雪给埋上,往上爬了几次都失败了,只有等着救援了。其他人都让我给吓坏了,不知怎么才能把我弄上来,我只听他们在那乱吵吵,当时手头又没有绳子,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有人提议,我们不是都扎着武装带吗,把武装带接到一起不就是绳子吗?这主意不错,大家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总算把我拉了上来,大家闹了一场虚惊。这时都忘记了害怕,也忘记了冷,吸取刚才的教训,每人都找了一根树枝,一是当拐棍,二是探路,小心翼翼地往家赶,到家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这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每天晚饭后不管多累,都要去队部开会,学习文件,搞大批判。同时开展了跳“忠字舞”,上至七十多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小孩,都要学会跳,知识青年在此发挥了作用,不论田间地头,还是晚饭后,只要有时间就带领当地的人们一块学跳“忠字舞”。在此同时,每家每户在吃饭前都要向着毛主席像高呼:“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我们知青点当然也不例外,不然就不准吃饭,从这点就可以想象,当时的个人崇拜到了何种程度。慢慢地,知青当中有点文艺天赋的被公社选去当上了宣传队员,排练革命样板戏、革命歌曲和毛泽东语录歌曲,到公社的各个大队演出,因本来农村就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其它文娱形式又都被取缔了,所以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

    当时内蒙地区正在批判所谓的以乌兰夫为首的 “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我们这里也积极地行动起来,因这里是汉族地区,不像蒙族地区搞得那么激烈。每天开会就是传达上级下发的有关所谓“内人党”的滔天罪行的资料和批判文章,虽然干了一天活都很累了,但大家的情绪还很高,没有敢不开会的,不然就会上纲上线,受到大伙的批判。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这里更是每天都传达上级的文件,传达完还要展开讨论,每天都要到后半夜才散会。一开始大家还真弄不明白,“副统帅”怎么说叛国就叛国了呢,尤其是这些朴实的农民。当然,我们知青还是理解得比较快,很快就认识到了中央各种思想斗争的复杂性。经过很长一段文件的学习,又有我们知青的讲解和解释,老乡们的脑子才转过弯来,渐渐地也就认识到了林彪篡党夺权的野心。

    可以说,在下乡这几年几乎每天都开会,因为都没有表,不知会议开到几点了,估计也能到半夜,真是每天起早贪黑,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从此我养成了起早的习惯,直到现在。

    新年前后是送公粮时候,卖了余粮好分红。这是农民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一家老小就指着这些钱安排一年的生活呢。我们知青也分到了工钱,因为我们第一年干活的时间少,每人分了一百元左右,就这点钱我们还是很高兴的,有了这些钱就可以回家过年了,不但有了路费,还能给家里买点礼物,我们总算自食其力了。

    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1969年的春节,我们是回天津过的。家里的父母看到我们回来过年了非常高兴,问这问那,生怕我们受苦。我们基本是报喜不报忧,就怕父母不放心。我们把在天津没见过的、没听过的新鲜事讲给他们听,他们感觉我们下乡的地方还不错,人也长大了,也知道照顾自己了,他们也就都放心了。

    可能是经济的原因吧,那时不讲聚会,我们只是年后大家到一起去市里购买一些需要带回去的东西。我们一起去了当时天津的“三大商场”,就是劝业场、中原公司、百货大楼,因为这里的商品最全。我当时也奢侈了一回,花了八元钱买了一双皮鞋,这在当时是很贵的了,那时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十元钱。给我印象较深的就是一个同伴在百货大楼花了七元二角,买了一盒当时最好、也是最贵的烟——中华烟,这是那个时期唯一带过滤嘴的烟。不论会吸还是不会吸烟,我们每人都尝了一支,比过年还高兴。

    为了给当地领导一个好的印象,我们在家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到了生产队。内蒙的冬季长,春天来得比较晚,生活越来越艰苦,主要是在这个季节冬天贮存的菜已经吃完了,因为春天也还冷,没办法种蔬菜,所以春天是没有蔬菜可吃的。农民们都是吃咸菜,大葱、大蒜蘸酱或用黄豆炒咸盐豆吃,生活好一点的可以时常地吃到炒鸡蛋。我们知青就惨了,吃的是乡亲们送来的咸菜、大酱,有时也炒咸盐豆,大伙也吃不惯。实在不行就吃从家里带来的挂面、白糖、麻酱什么的,以解燃眉之急。这里买不到佐料,只能白水煮挂面,放点盐将就着吃。白糖用来拌小米饭、大茬子饭或蘸玉米饼子吃,虽然白糖是甜的,但这种吃法吃长了也不好吃了。没有蔬菜吃的感觉很苦,因为气候的原因不能种,而且还没处去买,春天的生活是一年当中最苦的。

    春耕之前的活不算多,村里年轻力壮的都在积肥,就是在牛圈刨糞,为春耕做准备,这种活儿是年轻人干的,我们知青也参加了进去。因为冬天天短,每天干活的时间虽不长但不轻松。牛圈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冬天气味还小点,慢慢的也就习惯了。牛圈里的牛粪和地面都冻到了一起,每人挥着有二十来斤重的铁镐,和当地的年轻人一样大干起来。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一镐下去一个白丁,冰碴四溅,一不小心还要崩到嘴里。刚开始因为没有巧门,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也刨不动,我们就虚心的向他们请教,渐渐地也就有了窍门。虽然大冷的天儿,干得都出汗了,还累得够呛,可一天的成果并不多,我们十几个人的劳动所得,也就能供四辆马车装的,看来干什么也不容易。

    为了给来年做准备,1969年的冬天,公社组织兴修水利的劳动,我就被公社从生产队抽去了,参加测量河渠的工作。公社测量队一共才不到十个人,就我一个知青。测量队又分成了三个小队,我被分到了第一小队,共三个人,我们的头头是公社水利站的技术员,他人很好,工作的河段在茨藤大队,也就是我们大队的邻居。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工作,什么也不懂,刚开始只叫我扶标尺杆,一天要跑十几里路,总的来说不算累。我们住在社员家,吃饭是派饭,轮着在社员家吃。轮到哪家,那家就会把家里能拿出来的好吃的都拿出来,我们深受感动。技术员看我还算聪明,没过几天就教我计算土方,扶标尺的任务就叫当地生产队出人干了。虽然在学校也学过代数、几何,但实际运用中还差很远,技术员很耐心地教我,从不嫌麻烦,时间不长我就掌握了这门技术。在实施挖河的过程中,按照我提供的数据基本没出什么错,公社领导很满意,通过这次锻炼,我又学到了一门知识。

    回到生产队后,我们知青已经分家了。为了把我们的生活照顾得更好一些,大队决定把集中在三义甸子生产队的知青分散到三个生产队去。我们男知青分到两个小队,我和另外三个男知青分到了柴家坑生产队,其他的留在三义甸子生产队,女知青分到了老营房生产队。

    这一年的夏天,国家出台了一个新的知识青年下乡政策,知青的弟弟妹妹可以投靠到知青所在的地方下乡。我大妹妹也被要求下乡,父母考虑到妹妹岁数小,又是女孩子,远离父母总是不放心,碰巧当时国家有这个政策,也来到了我所插队的三义甸子大队,和妹妹同时来我们大队的还有另外三个知青的弟弟妹妹,我妹妹被分到了老营房生产队。过了没多久,为了照顾妹妹,我也来到了老营房生产队,因队里只有我一个男知青,就把我分在生产队的队部住宿。

   每年的6月,地里的玉米苗长到有十几公分高了,到了铲地季节。对于我们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在农活里也算个苦差事,真正体会到了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的感觉。天还没亮,“打头”(带领大伙干活的小组长)的就敲响了上工的钟声,等我们从炕上爬起来,急急忙忙地洗完脸,到生产队去报道时,“打头”的已经走很远了,到了地头,“打头”的已经干上了。我们刚开始还使不好锄头,一边学一边干,速度很慢,可是“打头”的不管我们只管自己往前干,我们只有加快速度赶,累得我们浑身是汗,腰都直不起来了。因为速度慢,每天收工后我们还没干完,我们几个知青总是最后回家,等我们往家走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像散架了一样。等我们到家,早干完活回家的可能都吃完饭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觉得刚睡着不多时,就听到了敲钟声,大伙也不知道几点,稀里糊涂地就起床了,到外一看,天很黑,不管怎样也得跟着“打头”的走呀。我们一个个懒洋洋的,慢慢悠悠的,像是要睡着了似地往地里走,等到了地头一看,地上坐着不少人了。怎么没干活呢?我们很纳闷,一问才知道,天黑得连地里的苗还看不着呢,估计这时也就半夜二、三点钟,大伙都很生气,怪“打头”的出工太早,可也没办法,不能全怪他,谁叫没有表呢。 “打头”的很不好意思地说:“以后我会注意的。大伙先抽袋烟吧”。乡亲们有的抽烟,有的靠在大树上休息,我们年轻人实在是困得不行,也不管地上脏不脏,躺地上就又睡上了,这简直是现实版的“半夜鸡叫”啊。

    要说农活也不全是又脏又累的,也有比较清闲的。有一年,我在柴家坑生产队时,队里就派我去和几个年龄较大的老乡去种瓜地。这活虽然不累,那可是技术活,不会侍弄就没有收成。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不会就问,老农看我的态度虚心,就手把手的教我,一学才知道,敢情种西瓜、香瓜还有不少学问。比方什么时候间苗,怎么留蔓,怎么掐尖等等都有讲究。老农一点点的教,我就一点点地学,在种瓜的过程中,掌握了很多以前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也得到了老农的肯定。种瓜虽不像种大田那么累,一天浑身是汗,但也是一天到晚都要在瓜地里忙,不能闲着,天气越热越要在地里干掐尖的活。通过自己的劳动,看着地里的西瓜、香瓜渐渐长大,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里的瓜成熟的比较晚,九月下旬西瓜、香瓜才进入成熟期,这个阶段是我们最清闲的时间,每天的任务就是卖瓜和看瓜。挑瓜的学问也不少,一开始很不顺,挑的瓜不是生就是熟透了,受到买瓜客人的讥笑,买瓜的一来就找老农给挑瓜,不愿意让我给挑,这使我很是恼火。通过老农的指点,才知道挑瓜要通过“看、听、敲”,才能确定瓜熟没熟,这些都是老农的经验。我按照他们教的就在地里试,然后找老农请教,就这样一点点地学,老农们把经验毫无保留地向我传授,在实践中我基本掌握了这门知识。

在插队的三年多,我们大队的每个生产队都住过。所有的农活基本上都干过了,最苦最累的要数铲地、割地、扒苞米了,那真是像当地人说的,累得恨不得每天晚上拽着猫尾巴上炕。不过也有比较轻松的,如种瓜地、看青等。我还学会了驾驶农村的各种车辆,如马车、牛车、驴车,并且学会了骑马。我觉得这几年苦是苦点,但农村这块热土也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城市孩子,锻炼成了一个不怕艰难困苦的男子汉,这是我人生中最宝贵也是最大的一笔财富,这段经历肯定会影响我的一生,也真正地影响了我的一生。影响我一生的当然还有病痛,由于吃饭不注意,冷一口热一口的,落下了胃病。又因当时岁数小,干活累,造成了腰肌劳损和关节炎,直到现在阴天下雨有时还闹腰腿疼。

   1971年的秋天,不知从哪里传出了知青可以被选调到工厂当工人了,知青们议论纷纷,找大队领导打听情况。过了没多长时间,大队就召集我们知青传达了上级有关知青选调的精神,大家高兴的就别提了。高兴归高兴,但那时我们的觉悟还是很高的,每个人都做好了晚选调的准备,尽量让别人先走,自己后走,互相谦让,这说明我们知青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呀。经过生产队推荐,大队评议通过,我成了我们大队第一批选调的幸运儿,在全公社来说可能是第二批。全体知青都替我高兴,他们也盼着能早日被选调,总不能一辈子都当农民吧。11月我收到了报道通知,这时才知道我被选调到科左后旗刃具厂工作,“我要当工人了”!要知道,这可是当时最高尚的工作呀,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从此,农民生活结束了,开始了我人生中又一次征程。

《留痕》3

   下乡三年后,我被选调到当地一个很小的工厂当了一名锻工。记得那是一九七一年年末,我接到了去科左后旗刃具厂(坐落在伊胡塔)的报到通知,心里很是高兴,当时的想法是,不管怎么说也不用再当农民,没完没了的受苦了,总算吃上商品粮啦,那时因岁数还小,想得很单纯。报到那天,生产队用一辆毛驴车把我送到了阿尔乡火车站,我记得当时是买了一张1.5元去伊胡塔的火车票。

    这次选调到这个厂的一共有5个知青,三男两女,我算报道早的,其他的知青在以后的几天才陆续报道。厂里领导很是热情,很周全的给我们安排好吃住,我和其他男知青被按排在了办公室住,因服装厂也分来了四个知青,两个女知青和服装厂的两个女知青一块住。两个厂共同成立了一个食堂,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

    当时厂子很简陋,只有临街一排平房作为车间,一个办公室兼财会室,白天厂长和会计在办公室里办公,晚上就是我们男生的宿舍。院子还不小,堆的都是木材、钢材和焦炭,全厂才有三十几个人,很小。厂子主要生产小农用机具和生活用品,如鐥刀、镰刀、菜刀、斧头以及木制家具等。虽然面对这种环境不满意,那又如何呢,这时的处境只有服从分配。

    厂里有两个车间,一个木工车间,一个锻工车间。因没有电,只靠一台老式柴油机作动力,用反杠带动点简单机械,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不过这里生产的打草用的鐥刀在科尔沁一带还是很有名的。

    我被分到了锻工车间,规定学徒三年,头一年月工资22元,第二年24元,第三年25元。说是学徒,其实也没正式拜师傅,基本上是靠自己向其他师傅学习着干,让干烘炉活,就跟烘炉上的师傅学,让干冷作活,就和干冷作的师傅学。学徒工的活都比较累,每天8点上班,7点多就去了,为了不耽误干活时间,提前把烘炉点上,冬天还要把车间里的取暖炉子点上,等师傅来了就可以马上干活了。活计都是有定额的,完不成不行,那时少干不行,多干也没奖。

    刚上班时,我基本是在烘炉上抡大锤,12磅大锤一抡就是一天。虽然有帆布围裙和鞋盖等劳保用品,四溅的火星还是时常烧到身上。冬天会把衣服烧个洞,夏天一般都是光着膀子干,那就直接烧到肉了,直到现在我的肚子上还有一个烧过的疤痕呢。每天出的汗那就太多了,能把工作服都湿透,尤其夏天,车间里根本没有风扇,出的汗都顺着裤腿往下流,脚站的地方四周都是湿的,只有脚印是干的。我干活的这个烘炉的掌鉗师傅当时是七级工,这在全后旗也不多,技术很是熟练,干活利索,手头麻利,每天很早就能完成任务,不过就是感觉和他干活比较累。那时年轻也就不算什么,睡一宿觉累劲也就过去了。

    干冷作活虽然也脏也累,但劳动强度稍微好点,但学徒期间是不让干的,因冷作活没有基础是不好掌握的。虽然如此,在休息的时候我们也去向其他师傅学习,有时也摸索干一点。三年学徒很快就过去了,经过长时间的摸索以及和对师傅们的请教,车间里的活基本掌握的差不多了。由于学会了这些技术,直到现在都有所受益。比如家里的菜刀、剪子锋利不锋利、好用不好用,我一看就知道,并也会很熟练的把不锋利的菜刀之类磨得很锋利。

    在此期间,开柴油机的师傅看我踏实肯干,就经常的把我借用过去帮助他学开柴油机和维修柴油机,这种活比较轻,让我去帮他也是对我的厚爱吧。这台柴油机是一个老式的前苏联时期的四缸分体机,相比之下拆卸倒容易,可安装就费劲了,维修起来很麻烦,光螺栓螺母就有一大盆,不论是活塞环还是汽缸垫,都要一个缸一个缸的校对。维修柴油机虽然不累,但是个比较脏的活,弄得浑身都是油污,不过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锻炼,还多学到了一门技术,使我很早就懂得了发动机的内部结构以及工作原理,这对我以后开车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1974年春节,和我爱人陈敬梅结婚了。那时正赶上“文革”时期,父母及全家已下放到了天津北郊区,所处环境不允许我们举办什么结婚典礼,我们只好利用1974年回家过春节的机会,全家凑到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就算结婚了。她也是我们一起下乡到铁牛公社的天津知青,并与我同时选调来刃具厂从事会计工作的,其他选调的知青差不多也都陆陆续续的结婚了,当然也有的是和当地人结婚的。

婚后我们是租住在一间土房子里,说是房子,其实就是人家的一个仓库,里外屋加起来也就是7、8平米。那真是一间屋子半间炕,那半间炕小的只能睡两个人,外屋就是一个锅台,其他就是过道了。连个像样的门都没有,就是两块门板拼凑的,根本关不严,四面透风,窗户是用纸糊的,屋里黑洞洞,只有当地人结婚时都必须有的一对木箱子和一个吃饭用的饭桌两样家具。这里单位很少有家属房,当地人都是自己盖房子。按有关知青盖房子的规定,厂里也很便宜的给我们解决了建房用的檁木及门窗用料,其他怎么盖房子就靠我们自己了。

    盖房子这活对我们来说还不算陌生,原来在农村时也经常帮助当地的农民盖过,也学到了一些盖房子的技术,但现在轮到自己要盖房子了,心里还是没根。盖房子首先要选择一块较高点的地方作地基,还要考虑离厂子近一点,找起来实在很困难,并不太好找,于是我们选择了一处地势并不太高但离厂子较近的一块地作房基地。为了把房基地抬高,只有靠自己的能力想办法解决了。通过我厂开发电机师傅的帮忙,从农场找来了一台推土机来帮忙,从房基地的四周往上推土,一来是垫高房基地,最主要的是用推来的土作房屋的四面墙用。只能用推土机一个晚上,所以推的土不够用,没办法只有自己另想办法解决了。我们知青在当地孤身一人,干活只有靠自己了,于是我就在单位做了一根扁担,在供销社买了一把铁铣和一对装土用的土筐,开始用自己的肩膀挑土垫地基。每天上班前下班后利用业余时间在距房基地一百来米的地方往地基上挑土,那个辛苦劲就别说了,两个肩膀头磨出了血泡后又变成了厚厚的茧子,双手磨出了血泡后变成了茧子,厚厚的茧子脱了一层又一层。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用坏了数不清的土筐,扁担也用折了好几根,铁铣磨得像煤铲那么大,总算把地基垫起来了。垒墙的土坯还没有,我又利用业余时间,起早贪黑的和泥脱坯,等土坯干了还要挑到房基地处。这些活我整整干了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到了秋天还要上山去打羊草,准备铺房顶用。在此期间请我单位的木匠师傅帮忙做好了门窗及檩木,这才算准备就绪,只等找时间垒墙盖房子了。入冬前,利用了三个星期日及平日的业余时间,在厂里同志们的帮助下,总算把房子盖起来了。面积在当时还不算小,一共两间,分里外屋。宽度还可以,当地人的房子一般是七条檁,我盖的是九条檁,屋子还够宽绰。这两间房当时用了大约八百元左右,用光了我们的全部积蓄。有了房子后又添置了立柜、沙发,我利用业余时间还自己打了办公桌、碗橱、椅子等家具(我自学的木工手艺),总算像个家了。现在想起来真不可思议,盖房子这么大的事,依仗着年轻,硬是一个人一天工作没耽误,全部是用业余时间干的,完成了很难完成的任务。

    成家后,家务事比单身时候那是多太多了,我们家基本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作为一个男人在那里生活是很辛苦的,因为这里就是一个农村的环境,除了上班以外,还要在房前屋后种菜,还要打柴火、拾牛粪,每天没有休息的时候,根本就没节假日那一说。为了解决吃菜问题,我在房前打了一眼“洋井”(手压井),房前屋后种满了蔬菜,韭菜、黄瓜、西红柿、芹菜、水萝卜、香菜、辣椒等应有尽有,甚至连大白菜、土豆、向日葵、玉米都种,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围着房子的四周还栽了30多棵杨树,在我们1985年离开时都已成材。要说上山打柴草和拾牛粪,那真是太苦太累了。立秋后是打柴草季节,每天下班后就直接扛着鐥刀上山了,一直要打到天快黑了才回家。打完柴草还不算,还要把它们捆好挑回家,每天到家基本就天黑了,有时晚上9点来钟才吃晚饭,一天累的那真是筋疲力尽。冬天是捡拾牛粪的季节,每到周日,一早就背上牛粪筐到沙坨子里捡牛粪,一走就是几十里地,不敢停歇,只有不停的走才能保持身体的热度,因天气太冷,白天都在零下二十多度。尤其是在元旦期间,天气那叫一个冷,真是滴水成冰。有一年元旦,我上坨子拾牛粪,看到一对父女也在拾牛粪,那个女孩有二十来岁,带着狗皮帽子,只见她一边走一边哭,我上前一问,原来是冻哭的,都那么大人了都被冻哭了,就可以想象天气有多冷。

    七十年代末,这里总算通了电,厂里先后购进了空气锤、立式台钻、手压刨、轮式拖拉机等机械设备。基本杜绝了抡大锤的工作,其他工序也减少了手工操作,减轻了劳动强度,解放了劳动力。由于实行了多劳多得的政策,我每月也能得8-10元的奖金了,当时也算高收入了,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可笑,不过就那时的生活水平,能多收入个10元8元的还是很满足的。有了电以后,厂子又增加了电焊工种,原来开柴油机的师傅又带领我学习电焊,由于自己的努力,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技术,我的电焊技术基本能达到四级工的要求。在全厂职工的努力下,那几年厂里的生产蒸蒸日上,大约用了2、3年时间,就重新翻盖了车间,并在临街盖起了两栋砖瓦房,作为办公室、配电室和库房,厂子得到了扩大。

虽然我属于锻工车间,但有相当多的时间是被借出去搞发电、电焊工作,到后来又每年经常去沈阳、长春及周围各旗县跑采购和销售工作,可以说厂里的工作我基本都干遍了。不过也好,这也为我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84年,由于工作的努力,得到了领导和大家的信任,在我四级工的时候,先当上了车间统计员,后又当上了车间主任。这些工作都是不脱产的,不但要把全车间的生产安排好,还要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那时年轻,倒也没感觉有多累。在大家的努力下,车间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在师傅和工人们的支持下,圆满完成了车间的各项工作,得到了厂和局级领导的肯定,当年被评为了“科左后旗文明车间”。我个人也参加了科左后旗的表彰大会,并得到了一身秋衣的奖励,这在当时来说奖励的就不少了,这也是我参加工作后得到的唯一的一次奖励。

    1985年春天的一天,科左后旗轻工局张学文副局长来厂与我谈话,同时还有厂里的刘书记、孙厂长,一开始我有点发懵,不知局领导找我谈什么事。见面后才明白,原来局里和厂里已经研究了多时,决定让我担任副厂长。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感到很意外,并一口回绝了副局长。回绝的理由有二,一是我当车间主任还可以,如果管起全长的生产经营工作,怕自己的能力有限,干不好,再说我一个四级工管理高级工怕有困难。二是我爱人在厂里当成本会计,我再当副厂长,会让不明情况的人说闲话,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麻烦。由于我的态度坚决,又因为年轻气盛,和副局长顶撞了起来,弄得副局长很没面子,最后不欢而散,副局长摔门就走了。后来厂里的书记厂长对我进行了批评,说当不当副厂长都不应该与副局长发生口角,这样对自己以后的发展没有好处。这事过后我也很后悔,不应该当面顶撞副局长。我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轻工局的哈达局长(蒙族人)亲自给我打来了电话,在电话里狠狠的批评了我,并告诉我,你当不当副厂长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这是局党委的决定,你必须服从,说任命已经发到你们厂了,按任命执行吧。哈达局长根本不让我说话,局长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只好接受了。

    因孙厂长岁数稍大,文化水平较低,所以由我代表厂长与局里签订了生产经营责任书。不但管生产还要管财务,基本就是全厂的生产经营都归我管。由于自己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欠缺,这就不免经常和我爱人发生矛盾。虽然我们都是为了厂子的生产经营着想,但出发点不同,角度不同,决策就产生了不同,这时我就只有听爱人给我上课的份了,不管怎么说都是为了厂子的发展着想,矛盾也就很快达到了统一。

    当了副厂长后,感觉更累了,不像当工人时那样,只要完成生产任务,干活时累一点,但下班后就什么都不想了。但当上了领导就不一样了,因为厂子小,所以厂里的大小事都要过脑子考虑。不论什么时间,脑子里总要装着厂里的事,每天晚上还要把第二天的产供销各项事情安排好才能休息。那时是计划经济,生产鐥刀用的原材料复合钢比较紧缺,我就经常和业务人员到后旗物资局找相关业务部门以至于局长请求支持。鐥刀生产出来后还要跑销售,我经常是一个人带上样品,到后旗附近的库伦旗以致于较远的锡林格勒盟等地去联系销路。在全厂干部职工的努力下,年度计划得到了很好的完成,在这一年我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我是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父母亲很希望我们能调到一个离天津近点的地方工作。在1985年春节回家时,我就把这个想法与爱人在承德的表弟说了,他说如果你们愿意到承德来,他可以帮助联系调转工作的事。当时我们都没把他的话当回事,觉得他能有这本事吗?出乎我们预料,在1985年秋季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她表弟的一封信,说关于调转的事他已经办好了,让我去一趟承德,和有关方面谈一下,说基本没问题。就这样,我们基本没费什么劲就办好了调转手续。

在离开科左后旗刃具厂的时候,厂里的大部分人都到车站为我们送行,使我们深受感动。就这样,依依不舍得与我们共同工作了15年的工人师傅们分别了,到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去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

留痕》4

1985年11月末,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承德。这座城市当时对我们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从表面看城市不大,但环境比内蒙强太多了,我们心中充满了喜悦,总算进了城了。承德是一个山城,市区人口也不多,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所以它主要是一个旅游城市。可以玩的地方是很多的,不但有避暑山庄、外八庙等古建筑,还有著名的金山岭长城和木兰围场。这儿的天气非常好,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尤其是夏天,虽然中午气温也能达32度左右,但并没有闷热的“桑拿天”,早晚非常凉爽,晚上睡觉都要盖被子,喝的自来水不论冬夏都很是清凉、甘甜,环境非常适宜居住,避暑胜地名不虚传。唯一不太满意的就是冬天的气温也很低,不过比内蒙还是强很多。

    来到承德后,首先是要解决住处问题,因是冬季,当时孩子没跟我们一起过来,她表弟先给我们安排在了市招待处,三楼一个标准间用于我们暂时的住处。我记得,每天每人交一元钱,在食堂吃三顿饭,而且伙食很好。大约住了一个多月,在市里领导的过问下,在水泉沟给我们安排了一处住房,我们才搬走。这个住房是一个当地人叫的“点式楼”,也就是全楼只有一个楼门,我要的是二楼一个两居室,面积大约有70多平米,两面阳台非常大,而且楼下还有一个放杂物的仓房,很是不错。对于我们来说好像住进了天堂,内蒙的土房子是无法比的,我们十分满意。重新添置了当时流行的组合家具和当时最先进的家用电器,真是有鸟枪换炮的感觉,可以说是建起了一个现代化的家。

我们安排好了住处后,就到市轻工局报道了。依照市轻工局长王新民的意见,他还希望我继续当厂长,对局领导的信任十分感谢,但我还是委婉的回绝了。原因是对当地企业情况不了解,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到一个陌生的企业当厂长,有句话叫“隔行如隔山”呀,我实在不敢冒险。他看我态度坚决,理由还充分,就说正好制镜厂厂长向局里多次要一个能力较强的办公室主任,那你就去制镜厂吧,我说这倒可以试试。于是局里把我爱人分配到第二塑料厂继续当成本会计,把我分配到了制镜厂当办公室主任。

    承德市制镜厂坐落在武烈河畔的“山庄东路”上,避暑山庄墙外,山庄墙当做了厂子的一面围墙,面对棒槌山,环境十分优美。厂区不大,平房占多数,有一个两层楼就是制镜车间,厂部各办公室基本都在平房。在职职工不到二百人,退休职工有一百来人,一共三百多人。厂子虽不大,但建厂历史很长,大概是1952年建厂,在河北省乃至轻工部都是一个有名的老厂。全厂共分为木工车间、镀膜车间、电镀车间和工艺美术车间,有十多个大小科室。这个厂是河北省第一个停用水银而使用真空镀膜技术制镜的企业,也是华北地区较早利用此技术生产的企业。虽然如此,但手工生产的工序还占一定比例,所以生产技术并不先进,故年产值很低,只有一百多万,利润还不到十万元。

制镜厂陶厂长比我大一岁,是一个很聪明的领导者,思想活跃,管理严谨,为人直率、豁达,对我的到来表示十分的欢迎。办公室的工作比较杂,这个办公室是个综合性办公室,它既是厂长办公室还是党支部办公室,不但负责厂长交办的各项任务,还要管理全厂的后勤工作,同时还要做好厂内各个职能部门的协调工作。在厂长及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很快的就适应了这个新岗位,干的还算得心应手,也得到了厂党政班子成员的肯定。我与陶厂长的关系相处的也十分融洽,他平时对我就像小弟弟一样,手把手的教我做好工作,我也一直把他当做师傅看待,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联系。

由于管经营的一位副厂长退休,我在办公室主任岗位上干了十个月后,就被局里提为副厂长,主管经营。在当办公室主任期间,对厂子的生产经营活动和产品的生产流程有了基本的了解,同时也得到了各业务科室同志们的支持,所以在副厂长任上并没感到吃力,当然毕竟还有厂长及业务科室同志们在帮助我。

    1987年夏,陶厂长被调到市包装厂去当厂长了,局里调来了一个岁数较大的书记,同时兼任厂长。后来我才悟出局里的意思,这是为我以后当厂长做了埋伏。接近年末的时候,河北省搞企业厂长承包制,可以说是全省一刀切,我们厂也不例外。有一天局长把我和书记同时找到了局里,讲明了企业承包的有关事项后,局长分别又找我们进行了谈话。局党委的意见是要我承包企业,也就是当厂长,书记岁数大了就不让他承包了,也就不兼厂长了。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头都大了,从来没搞过承包,究竟承包对企业有什么改变,我是一窍不知。局长对我的想法很理解,针对我厂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指出了我厂的优势,说我年轻,要敢于挑担子,就这样在局长的鼓励下我初步的答应了局领导。年末在市轻工局召开了制镜厂厂长竞聘大会,制镜厂全体干部职工及其他企业的领导和职工代表参加了大会,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局领导也参加了大会。在会上我作了关于制镜厂发展前景的一个演讲,演讲后还回答了台下职工代表提出的问题,场面十分热烈,不断地被阵阵掌声打断,演讲和回答的问题得到了广大职工的认可。从此开始了我人生的又一个艰辛历程,同时我也是承德市唯一一名从知青中提拔起来的厂长。

    那时的厂长不是好当的,不但要管厂子的生产经营全面工作还要管全体职工的吃喝拉撒,可以说就是一个大家长,对于我来说担子实在不轻。不过当时收入都不高的情况下,厂长的工资还是可以的,每月能挣一百七十元,是全厂工资最高的但也是全厂工作压力最大的。工人上班时间是三班倒,所以我上下班都是没有正点的,早晨7点多就到厂,晚上下班就没点了,最早7点多,最晚要到后半夜才能回家。我的厂长室床底下经常准备着一箱子方便面,吃饭就更谈不上正点了。

    在我当厂长这段时间,正是我国企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化期,不但要打开销售市场,还要打通供应渠道,这是走向市场经济的命脉。由于厂子老、包袱重,底子又薄,可想而知要搞好这个企业要付出多大的心血。不但要抓好新产品的开发,还要跑市场,所以每天脑子里没有别的,就是生产经营的事。有一次我睡到半夜,突然坐了起来,给我爱人吓了一跳,不知道我怎么了,实际我在睡梦中还在想着厂里的一些麻烦事呢,可见当时我承受的精神压力有多大。

    这个厂的磨花立柜镜片当时是一直很受市场欢迎的品种,为了产品花色的翻新,提高产品的质量,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我经常是在工艺美术开发科蹲点,和技术人员研究新工艺新技术新花色,使得这一产品在河北省评比中屡屡得奖,省内各地的制镜厂纷纷前来取经。在原有树皮画的基础上,又开发出了雕塑画工艺镜、玻璃家具、塑料框工艺镜等产品,很受市场欢迎,不但在当地销售,还远销到天津市场。在此同时,还派人多次找到天津外贸,增加了电镀架镜、摔镜(向非洲出口)的出口量。在抓生产和新产品开发的基础上,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供销方面。不但要开辟新的市场,还要跑原材料的供应渠道。因如果想要生产出优质的产品,必须要购进优质的玻璃。那时的优质玻璃很是紧缺,计划经济时都是由国家下计划的,计划给你多少就是多少。市场放开初期,也是相当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就要厂长出面才能解决问题。在当厂长期间就经常带领供应科的同志们到秦皇岛玻璃厂,找老关系进行感情投资,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在听说天津玻璃厂新上了浮法玻璃后,我就利用我是天津人,对天津较熟悉的优势,到天津玻璃厂请求支持,大大的解决了厂子的燃眉之急。

    跑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具体体现,在销售科遇到困难或回款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要亲自出马。我记得有一次,承德地区的丰宁县供销社的经理,就是不给我销售科长的货款,不是没钱,就是想叫我去陪他喝酒他才给钱。在接到销售科长的电话时已经是下午三点了,没办法,我赶紧找市政府小车班要了一台轿车,立即启程去丰宁县,到地方时已经天黑了。等与他们几个经理喝完酒,已是夜里十点多了,我又连夜赶回市里,到家时已是后半夜2点了。虽然够累的,总算把货款拿回来了,也算值了。像这种事经常发生,所以我上下班都是没有正点的,家里的事一点也顾不上,只有靠我爱人一个人顶起了家务及孩子上学等一切事情。

    经过全厂职工的努力,每年基本能够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得到了局里的认可,有时我也得到一定的奖金。但每次会计要付给我奖金的时候,均被我拒绝,不论奖金数额大小,都用来奖励各个中层干部,我分文不取,因为能够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是离不开他们的鼎力支持的,这是他们应得的奖赏。所以在我调转回天津时,市审计局在对我进行离任审计的时候,对我的工作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审计科王科长说,真有你的,说你先进吧,你又没上过报纸,可你连一条烟都没报销过,你是不是有点太廉洁了?有了对我这样的评语我也就知足了。

1992年,按国家知青政策我们可以调转回天津了。年中时我向局里提出申请,准备办理回津手续。一开始,局里领导说什么都不同意,我只有找到了市委李书记来做局领导的工作了。经过领导们反复商议后才批准了我的要求,并对我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就是,局里给厂子派来一名代理厂长,我暂时仍为厂长,让我利用回津之前的这段时间带他一下,让他尽快熟悉厂子的生产经营情况,使厂子的生产不受影响。于是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尽我所能把我掌握的生产经营各种渠道都一一向代理厂长交代明白,并还亲自带他与采购、销售各关系单位的领导见面,以利于他以后更好的开展工作。在我尽心的配合下,大约一个月内,代理厂长基本掌握了厂子的运行情况。

由于天津的调转工作迟迟的没办下来,我就找到市委组织部,要求暂时把我调走,这样代理厂长就能放开手脚干工作了,如果我总在厂里,不利于代理厂长开展工作。组织部同意了我的要求,经过和市委书记商量,同意把我调到一个镇政府经委工作,于是市人事局长就把我的档案交到了镇政府。还没等我去报到,父亲这边就来了电话,说调回天津的事已经办好了,让我马上办手续。我又立即找到了人事局,把档案又从镇政府拿了回来,这件事给市领导添了很大的麻烦。

在承德这七年间,虽然工作得很辛苦、很累,思想压力也大,但乐在其中。这也是我人生中较为值得回忆的一段美好时光。

留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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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五

    1992年11月,离开了生活工作了七年的承德,我们被调转回到了天津。由我父亲所在的天津铁路教育分处接收,我爱人被分到了天津铁三中继续当会计,我被分到了天津铁路第七小学校办厂当厂长。因我父亲当时有两套房,我们全家住进了其中一套独单,面积很小,只能说凑合着住吧。

    铁七小校办厂是个服装厂,在学校操场的一角,车间只有一间教室那么大,小的可怜,叫服装厂,实际什么也没有,就有6台缝纫机还是借来的。校长还要求我每月向学校交1200元,作为学校的奖金,要不然学校就没办法发奖金了,听后真是把我愁死了。没办法,看到校长也是真有困难,我先答应吧。接下来我可就忙坏了,当时这个所谓的服装厂只是给商家加工简单的时装,自己没有产品,靠加工费活着,除去工资、费用也就所剩无几了。头一个月我把外边欠的加工费往回追讨了一部分,总算给学校交上了奖金钱。没有自己的产品是赚不到钱的,我想,利用校办厂这个有利条件,给各学校制作校服应该可行。其他学校不熟悉,铁路内部的学校我应该还可以,因为我父亲在铁三中当过校长,利用他的人脉关系我觉得没问题。于是我就走出去,先到本市的铁路中小学去联系,结果很令人满意。这些校长们对我父亲那是相当熟了,纷纷一口答应,很快就签订了合同。这时我把眼光又盯上了市外的铁路学校,利用铁路内部职工坐火车免费的有利条件,南到德州,东到秦皇岛,跑遍了天津铁路分局管内的各个中小学。产品有了,设备还不够用呀,于是我又找在市百货公司工作的二妹妹帮忙,很便宜的购得了6台缝纫机,基本解决了生产问题,产值很快就上来了。生产问题暂时是解决了,可车间又不够用了,我仍是利用铁路学校的优势,找到了南仓车站,向他们求援。于是从南仓站拉回了枕木,做房檩和门窗用,找关系购进了便宜的红砖,又盖起了一间教室那么大的车间。

    光做校服是有季节性的,收入稳定不下来,我又和学校商量,是不是在学校门前围墙外面盖点平房,出租出去也可以增加收入呀。学校认为可行,让我负责办这件事,于是我就以支教的名义又一次找到了南仓车站的领导,领导还很支持,答应整个用料都由他们出,我们只负责找人盖房就可以了。时间不长八间房子就盖成了,通过出租,成为铁七小的一个收入来源。

    1996年,由于新调来的校长不知怎么想的,对我的工作肯定的前提下也产生了怀疑,在背后说我给学校办了这么多事,可能他自己也没少得。这事让我知道后十分生气,于是我就直接找到了教育分处领导,说什么我也不干了,让领导重新给我分配工作。处长说正好人事大难需要人整理,你又是党员,就在人事科管理档案吧。

    档案工作是一个繁复的工作,不但需要认真还需要细心,因为我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工作,一开始还真不适应,所以只有虚心的向老同志学习了。教育分处管理着1500多人的档案,装满了一屋子,按照铁道部的要求,都要重新的整理一遍,年末验收,这对于我来说压力不小。人事科的同志们对我都很关照,帮助很大,教会了我很多整理档案的窍门,使我的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在我的努力下,严格的按照上级要求整理每一本档案,到年末验收时一次成功,受到同志们的好评。我觉得我这个人并不适合于在行政机关工作,说话习惯了直来直去,太实在,还是愿意到学校里干点具体的工作。所以我找了个机会把我的想法与人事科长说了,他十分理解我,经过和学校领导联系,1996年末就把我调到了我的母校——铁五小做总务工作。

    小学的总务处人不多,有3、4个人,因为我很随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和总务处的同志们相处得很不错。经过一段相处之后,他们一般干活的事就不找我了,就让我在办公室里盯着,所以我的时间很充裕。借这个机会我重新捡起了我在中学时候的爱好,书法和篆刻,办公室没人的时候我就练起来,工作很是清闲。在铁五小期间正赶上分家属房,在校领导的帮助下,给我在普兴里分了一套67平米的偏单房,这时我才从我父亲家搬出,正式的在天津有了一个像样的家。于2000年把此房出售后,在增产道购买了96平米的商品房,居住至今。

    铁五小的工作环境实在不错,没有想调走的想法。没想到,1998年1月,正是寒假期间,我在家休息时,突然来了电话,是教育分处多经办主任打来的,说不让我在铁五小干总务了,你原来就是干厂长出身,还是去干厂长吧。他说,铁一中的校长点名叫我去铁一中校办厂当厂长,现在就在学校等着我呢,让我马上过去谈谈,还说这事已经和我父亲谈过了,他没意见。这事来的很突然,我说等我想想再说吧,他说别想了,马上去铁一中,校领导都等着你呢。就这样,我就被调到了铁一中校办厂又当上了厂长。

    铁一中校办厂其实我早有所了解,它是一个纯机械加工企业,机床到不少,有几台车床、铣床、刨床、滚齿机等设备,但都非常老化,只能加工一些粗活,精细一点的活都加工不了,和原来铁七小的厂子一个性质,靠赚取加工费生存。临来时我已和校长谈过了,像这样的企业是赚不到多少利润的,我也只能说尽力而为。

    这个厂有正式职工四人,一个副厂长,一个出纳,一个司机和我,工人都是外聘的,有的还是下班后利用业余时间来厂里干活的。到厂后,利用我现有的人脉关系尽量多找活干,我本来回天津就晚,人脉就少得可怜,我就通过老同学,拉关系,再依靠一些厂里的老职工跑出去找活。找来活后,又要组织进料,有时间就往车间跑,还要把住质量关,总算把加工好的零件给人家送去了,还要催款,我是没黑夜没白天的在厂子忙,弄得我是焦头烂额,最后剩的利润还是很薄。开发新产品,资金和技术都是问题,一时又难以落实,在这种情况下我坚持干了两年,我实在不想干了,与校领导商量后,把校办厂承包了出去。从此我就回到学校里工作了,先到总务处干了几个月,正赶上学校图书馆老师退休,我就申请去了图书馆,开始了我人生中最后一项工作。

    铁一中图书馆我接手时共有图书五万余册,是河北区中学系统里最大的图书馆,但图书管理员只有我一个人。初来乍到时,我面对的是一个新的领域,从来都没接触过,又没有师傅教,全靠自己摸索着干。首先自学“国图法”,了解、背熟图书的分类方法,积极参加区图书馆的培训,慢慢地掌握了图书分类的规律和方法。经过几个月的适应期,对图书管理工作的具体内容就基本的掌握了,没有耽误学校老师借阅图书的需要。在我的努力下还建立了电子阅览室,使教师们的教学工作多了一种选择。同时也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使借阅图书有章可循。在做好图书馆的日常工作以外,尽可能多的请教各学科的教师,了解他们所需教辅图书,为每年购买新的图书积累了知识和经验,使有限的资金更多的购买教学急需的教辅资料,为教学一线服务,做好本职工作。

    2004年,为了进一步完善图书馆的功能,学校给图书馆配置了电脑,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挑战。当时我对电脑是一窍不通,家里虽然有一台电脑,但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从来没敢动过,连怎么开机关机都不知道。有关电脑的书籍图书馆里不少,但对于我来说一点也看不懂,主要是我没有英语基础,专有名词都搞不懂,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放下架子当学生了。只要懂一点电脑知识的老师都成为了我学习电脑的指导老师。图书馆有个有利条件,就是经常有老师来借阅图书,我就利用这个机会,遇到问题就问,问明白了就多次操作,直到熟练为止,再加上自己一点点的摸索,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操作方法。通过当学生、拜师傅的办法我逐渐掌握了Word、Excel、Photoshop、Flash等办公软件,虽说算不上精通,但应付一般的需要还是没问题的。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在完成图书馆的本职工作后,经常利用所学电脑知识帮助教务、工会、办公室等部门制作材料、试卷和打印毕业证等工作,得到了校领导的肯定。

2007年以后,我又主动接触了学校校史馆的工作。记得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校史馆里的文字材料像垃圾一样堆得满地都是,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是多么宝贵的历史资料呀,决不能这么就糟蹋了,这些史料是用金钱买不到的。于是,只要图书馆能抽出身来,我就利用一切时间,到校史馆整理资料。大约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这些历史资料按内容分门别类,一份一份整理好,按时间顺序装入资料盒摆放到卷柜里,便于以后资料的查找。历史实物也分出类别,整齐地码放到各个卷柜,尽量的使其不受损失。在此期间,我还协助学校筹建了校友“陈省身展室”和“郭琨展室”。

    2008年是天津扶轮中学(铁一中)建校九十周年,为了搞好庆祝活动,上学期,学校就成立了“校庆筹备办公室”,我也是办公室成员之一。学校委托我编辑校庆纪念册、设计校徽、设计纪念章、设计纪念品等,可以说,校庆所需的所有用品都由我来筹划。这是个很耗时的工作,尤其是校庆时间定在十月七日,也就是说包括暑假也只有五个月的时间,我感到压力实在不小。

    这里最大的工程就是校庆纪念册,这需要翻遍和搜集学校全部的历史资料以及现在的有关资料,还要分门别类的整理出来,不但有文字的材料还要有大量的图片和照片。从接到任务开始,我基本就是每天满时满点的工作,连吃饭都是边吃边工作,暑假就更不敢休息了。暑假里正是三伏天,不管天气有多热都要到点上班,办公室里热的一丝风都没有,又没空调,就有一个风扇能多少带来一点清凉。经过努力,共整理出了2万余字的资料和近200张图片,纪念册所需资料总算整理齐了,还要多次跑印刷单位排版、校对,工作量可想而知。在此同时,我还反复进行了校徽、纪念章、纪念品和纪念邮品的设计工作,赶在校庆前一个月完成了学校交办的任务,得到了校领导的认可。

校庆工作刚结束,我又接受了编辑学校“校本教材”的工作。扶轮中学是一个有九十年历史,并涌现出了陈省身等一大批在社会上有影响人物的历史名校。之所以叫历史名校,建校时间长是一方方面,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产生了一批在社会上有很高知名度的历史人物。本着这一思路,我就开始构思校本教材的资料。经过对校史馆里文字资料的整理,结合着学校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利用3、4个月的时间,撰写出了近十万字的书稿,搜集整理出了一百余张有历史价值的图片。

    经过反复征求校领导的意见,多次易稿后才交给印刷单位。2009年暑假,我又没能休息,为了把这部教材完美的呈现给广大师生,先后我不下十次的校稿、推敲,基本达到了校领导和我的满意后才同意印刷,于年末正式出版,向学校全体师生交出了一张满意的答卷。

    在整理校史馆资料的同时,我又发现了在当时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一位校友——刘云若,他是中国现代言情小说巨匠,是与张恨水齐名的小说大家,这使我欣喜若狂。经过我的多方联系,先后找到了他的外甥女和目前研究刘云若的有关学者,与校领导商量后决定,在校史馆里筹建一个“刘云若展室”,并由我搜集有关材料和设计展室。

    刘云若从扶轮中学毕业早,逝世又早,在他离校80多年后再搜集资料,谈何容易。在抗日时期,扶轮中学沦为日本的陆军医院,学校被迫南迁,以后又经过了“文革”时期,两次浩劫后,校史资料散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我利用2009年暑假这段时间,抓紧时间研究有关评论他的文章和著作。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就每天不论白天还是晚上,上网搜集有关他的著作及研究资料,找网友了解哪里有他的原版小说。参照有关研究资料,做到有目标的搜寻,多方查找,只要有一点信息就穷追不舍,立即联系。再经过讨价还价,用极少的费用购得四本难得的民国时期出版的刘云若小说。虽然这种工作很费时间、精力,但出于一种负责的态度,还是较快、较好的完成了学校交办的任务。在自己的努力下,也获得了可喜的回报。在很短的时间内,搜集到了解放前后各种版本的刘云若所著小说二十余种,评价、论文、研究刘云若小说的资料也有近二十种,其中还有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多种,就连网络上的评论及论文也搜集在内。在此基础上,依据张元卿老师的资料以及参考其他研究性资料,整理出了较完整的“刘云若生平”、“刘云若写作年谱”等资料,尽可能的使展室内容得到最大的丰富。

    为了使展室更加完善,需要有一尊刘云若的塑像,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首先找谁来做这件事就是个头疼问题,有钱也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人选,再说,我根本就对我市的雕塑界一无所知。不但如此,还想做到让制作者捐赠,更是难上加难。通过在网上查找,我发现了前几年全国举行的“名人雕塑展”里有一尊刘云若的塑像,正好是我们天津美院赵展老师制作的,我喜出望外,但又忧心忡忡。喜的是赵展老师就在天津,而且离我校很近,并且他已有一个现成的塑像,不用再找人现做了。忧的是赵展老师我根本就不认识,他能把塑像捐给展室吗?心中打鼓,真拿不准。2009年9月初,刚开学,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了赵老师,当我问起他的塑像问题时得知,刘云若的塑像已被主办单位留下了,赵老师手里已经没有了,很是遗憾。知道这个消息后很懊恼,当时我就想,能不能让赵老师义务的再作一个呢?心里没底,我就试探性地把我的想法向赵老师阐明了,没想到赵老师一口答应,并十分支持,他说:刘云若是天津的名人,你们办展室,我绝对帮忙。他欣然答应不讲报酬,义务帮助制作,听到此话,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的心终于可以落下了。在赵老师吸取了多方建议后,经过精心设计,加紧制作,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一尊栩栩如生、倾注了关心此事人心血的塑像于11月27日终于摆放到了“刘云若展室”。

2010年2月18日是我校老校友刘云若先生逝世60周年的日子。在我退休的当月,也就是2010年1月24日,由“天津市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 天津市扶轮中学”、“ 天津市海河文化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纪念刘云若逝世六十周年座谈会暨扶轮中学刘云若展室揭幕仪式”在扶轮中学举行。除了区教育局领导外,刘云若亲属及天津市社科院等部门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上,我作了有关刘云若展室筹建情况的汇报,得到了在座专家学者及刘云若亲属的一致好评。尤其是刘云若女儿等亲属,对我筹建展室之事一再感谢,说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刘云若展室建立了起来,而且展示的内容又这么丰富,还说是我完成了一件他们想办而没办成的事。同时,“天津市海河文化发展基金会” 在这次会上宣布,决定在扶轮中学设立“中华心•刘云若文学奖学金”,用于每年表彰在全国作文、诗歌等比赛中获奖的同学。这次纪念刘云若研讨会是天津市乃至国内首次举行,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也是我为扶轮中学做的最后一件工作。

《留痕》6

天津扶轮中学校史馆是天津市委、市政府命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最初建于1988年。1998年,在八十年校庆的前夕,学校又将校史馆进行了翻新、扩建,距今也有十几年了。展品及资料已显陈旧,为适应时代步伐,以符合历史名校建设要求,2010年,学校决定重新搜集补充资料,重新设计,重新布展,使之更加完善。

2010年10月18日,受校领导委托,在退休半年多后又回到了单位,来完成这项学校寄予厚望的工作。学校要求,不但资料尽量齐全,设计风格也要符合时代要求,尽最大努力,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好。既然校领导的决心很大,当然对我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2010年暑假期间,学校对石楼进行了加固维修,原来校史馆的所有展品均已打包、装箱,并搬往了他处保管,暑假后才搬回了校史馆,资料与实物摆满一地,十分杂乱。万事开头难,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把散落在各处的资料、实物收集到一起,分门别类的加以整理、规范,便于查找。原来学校的有关历史资料,经过日寇占领和“文革”两次浩劫后,所剩无几,现有资料基本上为“文革”后的。一些历史资料均是前任校史馆老师在“文革”后逐渐搜集和整理的,很是宝贵。

资料整理到位后,首先从阅读各种历史资料、查阅校友回忆文章、收听录音入手,在有限的资料和录音中,查找遗漏点,核实原有资料,从中找出需要补充到校史里的重要信息。边整理边记载,这个工作量大、繁杂,生怕有什么遗漏。一个书柜的资料,要一张不落的都要认真的翻看,连一张碎纸头也不放过。两千余张的照片,新老照片混杂在一起,十分杂乱,需要一张一张的挑拣分类。老录音不适于长期保管,恐因年久失音,我就把重要的录音资料都刻录了光盘,这样就可以长期的保存了。在整理资料、录音、照片等过程中,对以前持有怀疑及不确定的资料格外留心,并及时发现核实新的内容,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

在这次比较彻底的资料整理中,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和较重要的校友信息。如,学校在抗战时期南撤到什么地方?以前就知道撤到了湖南冷水滩后,继续办学。通过这次整理,确定了南撤路线,并绘制了南撤路线图,较详细、直观的记录了这次学校大迁移的路径。如,在两座石楼中,哪座先建哪座后建?这是一直没有确定的,这次通过老校友的回忆录音资料,得到了确认。在搜集较重要的老师及校友资料时,就发现了以前没有记载或记载不详的很多有影响的人物。在资料和录音中只要有一点信息,就穷追不舍,各处搜集和落实资料的真实性,有了肯定的答案后,利用各种信息渠道,搜集资料及照片。对做出一定业绩的市内及分散在北京、西安、杭州等地的校友,本着永不放弃的精神,通过手机、电子邮件等手段,积极寻找线索,并及时的与其联系,索要简历资料和照片,得到了老校友及其后人们的大力支持。如在我校上世纪2、30年代任教的刘瑶章、刘再生、董清溪等老教师和林治远、叶礼敏、陈德来、章元济、关敦、程彤、徐博文、侯贵信等老校友,通过这次整理和完善,资料及照片均补充到了校史资料里。在此基础上,又查找出了潘望远、安忠、冯金成、史万铎、孙晖、陈玉兰等在各条战线取得优异成绩的老校友,并与其取得联系,索要了照片及资料。

原来校史馆里的实物并不多,更谈不上丰富。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积极向老校友征集实物资料,老校友们均给予了大力支持。经过对市内外能联系到的老校友取得联系,并多次往返京津两地,把校友捐献的实物尽可能多的搜集回来。如老校友郭琨,作曲家王连锁、卢森,电影演员赵尔康,青年歌唱家赵振岭,侯贵信大使等捐献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实物资料,为校史馆的收藏作出了贡献,使我深受鼓舞。这些实物的捐献,使我校校史馆实物表现形式得到了丰富和进一步完整。

关于刘云若校友在校时的资料一直就是空白,我特意在整理资料时加以留意。刘云若原名究竟叫什么?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毕业?在中学时代有没有写过什么文学方面的东西?这些疑问始终缠绕在我的脑海里。如果查找到他在校时的一些资料,那对于研究刘云若的写作人生将是一个重要补充,也有可能对他目前在社会上的广为传播的自然情况有所更正,这是我一直想搜寻的目的。功夫不负有心人,也就在我翻阅老校友来信的时候,一位1924年毕业的老校友沈鸿章的回忆文章《扶轮中学校史二、三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果然,当我快看完的时候,我眼前一亮,他真的提到了刘云若在校的一段记载。在不到百字的文字中,对以前社会上的说法做了更正,并提供了刘云若在校期间创作过话剧剧本的情况,很是宝贵。在“能回忆的六十年前旧同学姓名”一栏中,第一个就提到刘云若,肯定了几个问题:1、刘云若在天津扶轮中学的毕业时间是1922年,更正了以前所说的1923年的说法。2、当时在学校所使用的姓名为刘兆熊,更正了以前所说叫“刘兆麟”的说法。3、《红杏出墙记》一书首先是在当时的《大公报》上连载。4、在校期间编著了话剧剧本《结缡劫》,并由学生们编排后,在校庆日时演出。这些资料的发现,填补了刘云若在校期间没有记载的一个空白。

在资料核实当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查找历史人物的资料尤其困难,因年代较远,人已过世,后代难寻。此时,我想到了老校友丁文昌,如能得到他的帮助,就能解决一定的困难。11月15日,我与在北京的1960年毕业的丁文昌老校友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丁文昌校友的大力支持,一次次邮件和电话联系,利用他的人脉关系,找到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和照片,老校友又一次为学校作出了贡献,让我十分感动。

在核实了我校老校友、开国大典时第一根国旗杆和自动装置的设计者林治远先生的可靠信息后,校史馆没有其照片和资料,网上的资料很有限,而且本人已过世的情况下,是通过丁文昌校友近两个月的努力,终于联系到了其孙女的电话,马上用邮件通知了我,根据这条线索,我很快就与其小儿子林尊现先生联系上了。当初只是想索要一张照片,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并在短时间内就用邮件给我发了过来,我很是高兴,使校史馆又多了一项重要内容。人心是没有满足的,我想,这个校友是我国第一根旗杆的设计者,对于我校校史意义非凡,因我校校史馆是被天津市委命名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林治远校友的工作业绩与这个称号很相符,遂产生了进一步搜集其遗物的想法。通过和林尊现先生多次联系,说明了我的想法,希望他能进一步提供一些实物充实到校史馆,既有资料又有实物,就更有了厚重感。在我的说服下,他终于答应提供一些他父亲的各种毕业证书、聘书、奖状及逝世时复盖在遗体上的党旗等遗物,这使我欣喜若狂。和他敲定时间后,我于2011年3月5日早8点多就赶到了其单位,与林尊现见了面。见面后,很是出乎我的意外,林先生早把各种证书、资料等大量物品摆放在了两个沙发上,等待我的挑选。其中有很多是校史馆从来没有的东西,像林治远先生在我校时的毕业证、学历证明,委任状、履历表等十分珍贵的资料实物均在其中。当时我十分高兴的对林尊现先生的慷慨捐献深表谢意,并答应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校参观。

回校后,我把见到林尊现先生及索要林治远遗物的经过,向康校长作了汇报,与此同时也阐述了我的进一步想法。如果能得到领导的同意,那是最好,就是我想再进一步向其家属搜集林志远的老照片及生活用品、手迹等资料,在校史馆内做一个突出展示,这样就更能突出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内容。这个想法与康校长不谋而合,得到了大力支持。得到领导的肯定后,及时的又与林尊现先生联系,说明了学校领导的意见,他也很高兴,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我的请求。

2011年3月9日校史馆的各种材料基本完成,其中包括文字材料2.3万余字,图表6篇,照片约380余张,实物约300余件。经过康校长审阅,基本定稿。仍有部分照片还没搜集到,下一步还要努力查找。

3月中旬,北京丁文昌处又传来了好消息,说已找到了杨绍萱老师的儿子杨中海了,把联系电话告知了我。我及时的与其联系,并向其索要杨先生的照片、著作及“逼上梁山”手稿的复印件,他答应能提供一些,但有些都是文物了,故复印就不太好了,因为3、40年代的纸已经很脆弱了,只能拍些照片,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这也使我非常感激。

3月16日,我再次赴京。早晨到北京后与丁文昌校友会和,8点半就来到了林尊现处。他又提供了很多照片,以及所剩下的遗物,手表、图章及用过的手包等。离开了林先生处,就直奔杨中海处,见到我们他很高兴,已在楼下等候多时了。他早已为我准备好了电子资料,通过查看基本能满足我的要求,有需要补充牌照的,我又翻拍了20几张照片。另外,他能提供的实物资料,如杂志、报纸等也一一交给了我,其中就包括当年毛主席给杨绍萱先生的信的复制照片,很完整,比网上的完整多了。在此同时,他又给我补充了很多我对杨老师不了解的东西,像他还曾写过戏剧曲谱、民歌曲谱,历史学、法学专著等作品,使我认识到,杨老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知识面很广。原来杨绍萱先生的资料学校掌握很少,拿到这么多有价值的东西(虽然很多都是电子版的),我已经很知足了,有些东西在展出时是能说明问题的,能给人直观的感受,这就达到了目的。

告别了杨中海先生,我与丁文昌校友匆忙的吃了点饭后,马不停蹄的坐车赶到了有93岁高龄的李青老校友家。李老见到我们来了,十分高兴,还是那么满面春风,健康乐观,直说感谢母校、母校领导派人来看望他,并滔滔不绝的回忆起在扶轮上学时的一些往事。尤其向我多次谈到,由于当年他家庭困难,吃饭都成了问题,得到了当时的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庶务主任等老师的帮助,直到现在仍念念不忘。还进一步告诉我,扶轮的老师是非常爱自己的学生的,这就是扶轮的传统,因发扬光大。在谈话当中,他明确的告诉我,杨绍萱老师是在1934年到1936年在扶轮任教,使我弄清了杨老师在校的时间,颇有收获。在要离开李老家的时候,李老欣然的与我们照了相,并嘱托我回校后向校领导表示感谢。回想起一整天的忙碌,真是值得,能为校史馆补充大量的历史资料,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3月上旬,在与康校长商议后,校领导有意给郭琨也塑一尊塑像,这样个人展位就都有了塑像,做到了统一。我又及时地与美术学院的赵展老师取得了联系,赵老师虽然近来很忙,但还是满口答应了。我把学校的要求向他作了说明,告知他,这次不像以往那样塑成半身像,而是要把南极站作为背景,展现出和以往不同的风格。并要求其先画出草图,与学校沟通后再行制作。4月7日,赵老师把郭琨塑像草稿传了过来,共三幅。经过与康校长商议后,决定使用第三稿,也就是有长城站浮雕的稿件。与赵老师进行了沟通后,赵老师答应这就动手操作。5月17日在赵老师的陪同下与康校长共同观看了设计的制作的泥模,校长基本满意,同时也提出了小的改动意见。

5月10日,工业设计公司的设计人员把设计草案送了过来,并作了幻灯演示。校领导和我共同听取了设计人员的讲解。有些设计思路还是可行的,总的来说也是不错的,但也有一些改动稍大,与原想法有些出入。当场校领导交代我再仔细的把草案过一遍,拿出自己的修改意见后再商定。通过我几天来对设计稿反复斟酌后,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与康校长在19日下午共同研究,确定了最后定稿方案。设计公司的人员将于近期来校,把定稿的设计方案和最后的工程预算一起带来研究。

5月23日,经与康校长研究,林治远的塑像继续找赵展老师制作,具体使用高浮雕还是圆雕方案,由我与赵老师协商。与赵老师联系后,把我的想法与他进行了沟通,并把林治远的照片传了过去,还是由他先拿出草搞来,与校长研究后再定。

6月27日,经过与设计公司多次沟通,校史馆布展内容全部定稿。7月8日学校与设计公司签订了正式的施工合同,7月13日施工队进场开始施工,9月初完工,历时50余天。

新建后的校史馆的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占用了南楼一层的半个楼层,展出面积达320平米。分设一、二、三展室,新增了荣誉室和影音室,增添了电子书、电子问答器等具有现代元素的设施,充分利用声光电的功能,使校史馆既有大气时尚感,又不失古朴庄重。

校史馆于9月8日通过了学校领导的验收,至此,校史馆的重建工作告一段落。建成后的校史馆,于9月14日就迎来了第一批客人——德国慕尼黑德尔克森高级中学的师生。

在此同时,还整理出了以介绍扶轮知名教师和校友的小册子《扶轮人的风采》。

学校决定,在校庆日(10月份)举行校史馆开馆仪式,为此,学校准备出版《扶轮人的风采》的同时,还把校史馆的内容及照片印成画册,以示纪念。

10月24日,学校召开了“纪念陈省身诞辰100周年暨新校史馆揭幕”大会。区教育局领导以及校友丁文昌、关敦、王连锁及杨绍萱之子杨中海,其孙女杨涓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天津海河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辛绍兰和崔欣副秘书长、今晚报王振良主任、天津工业设计协会崔立祥秘书长以及天津美院的赵展老师等来宾二十余人。区教育局刘局长与关敦校友为新校史馆揭牌,标志着新校史馆正式开馆。校友关敦还给新校史馆赠送了我国目前最先进的“直九”、“预警”两件飞机模型,充实了校史馆的藏品。大会后,领导及嘉宾兴致勃勃的参观了各个展室,并给与了高度的评价。我为纪念新校史馆落成而编辑出版的《校史纪念》画册和《扶轮学子的风采》一书正式在校内发行。

我相信,新的校史馆一定能在激发广大师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弘扬“成才报国”的扶轮精神,在培育共产主义新人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使之真正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新校史馆自筹建到正式开馆历时一年。我觉得没有辜负校领导及广大师生的期望,算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在我退休后还能为扶轮中学留下一处值得骄傲的一件作品,深感欣慰。

现在静下心来回想起我的一生,是一个普通人很平凡的一生,但也是一个充满了遗憾、坎坷和满足的一生。经过“反右”、“大跃进”、“文革”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坎坷但得到了锤炼,不论是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锻炼,再大的困难也能面对,这为我以后的生活和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是我获得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几十年来我所走过的道路,不论上山下乡当知青还是选调当工人,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上领导岗位,以至于回津后当一名普通的职工,对于生长在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我的经历虽然充满了坎坷和遗憾,可我心中始终充满了对生活的满足感和知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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