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网站: 赤峰电大校友网 | 柴春泽一号网站 | 柴春泽二号网站 | 赤峰知青网 | 赤峰远程教育网 | 启天网络 | 玉田皋网站 | 赤峰召庙旅游网
今天是: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字体: 您现在的位置: 国际知青村联盟网 >> 金秋深情 >> 正文
周总理亲自批准我们去云南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5470    更新时间:2008/5/29    

                                     周总理亲自批准我们去云南

                                               何龙江

    1968年2月,北京首批50多名知青赴云南西双版纳落户。在此之前,北京知青传统的插队落户地点是山西、陕西、东北、内蒙古等北方农村,去云南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云南此前也只接收过四川和本省的知青,接收北京知青也是第一次。正因为是第一次,才使这个过程颇费周折,从提出意向、筹备、批准到成行,自1966年11月至1968年2月,前后跨了3个年头,最终由于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才得以成行。这一段,成为我们终生难忘的人生经历。


                                      确立方向两赴云南考察

    1966年11月,北京65中部分同学鉴于当时大学停止招生,升学已经无望的情况,开始考虑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自发地结合起来,到有关部门联系和调查了解情况。在国家农垦部,有关人员介绍情况说,橡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我国除了海南岛外,云南西双版纳也非常适宜种橡胶,具有开发价值。目前那里正在建设我国的第二个橡胶基地。同时,对于我们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行动表示积极支持,同意介绍我们去云南进行考察,并且为我们开具了介绍信。

    1966年底,我们之中的5位同学组成考察组,第一次赴云南进行考察。首先接待我们的是省委接待处的康心却,他是共青团云南省委的大学部长,被临时抽调来搞接待工作。当我们说明来意并出示了农垦部的介绍信后,他很快为我们联系了主管此事的省农林政治部主任韩文运。韩 文 运是个北方人,南下干部。他认真负责地向我们介绍了云南和西双版纳垦区发展橡胶的情况。通过他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从50年代起,大批复员转业军人、湖南支边人员、部分云南本省移民,以及昆明、成都、重庆的一些老知青,先后来到云南边疆的各个垦区,屯垦戍边,艰苦奋斗,发展橡胶,如今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使云南成为继海南岛后我国的第二个橡胶基地,其中西双版纳在云南各垦区中名列第一位,而且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这里需要并且欢迎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人到来,为建设祖国第二个橡胶基地贡献力量。谈完情况后,他还为我们联系西双版纳有关部门,介绍我们前往进行实地考察。

    经过4天的汽车行程,我们来到西双版纳首府景洪。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局长兼州委副书记李德英接见了我们,介绍了全州橡胶业发展的基本情况,推荐了两个适宜建新场的地点,派一位技术员和我们一同考察。第二天,我们在这位技术员的带领下,顺着景洪通往大勐龙的公路,徒步前往第一个地点。这个地方位于景洪农场和东风农场之间,在一个名叫曼达纠的山寨附近,后来果真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新农场,叫红旗农场,后又改为景洪农场10分场。然而我们最终却没有来这里,而是到前方的东风农场落了户。从曼达纠回到景洪,马不停蹄地又去考察第二个地点,一个叫龙山河的地方。这里是尚未开发的热带雨林,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取消了原定的开发计划,从而使这里的原始生态得到保护,今天看来反而是一件幸事。

    在景洪我们住在位于澜沧江边的当地条件最好的州政府招待所,那里有周总理曾经住过的房间。在考察中,我们徒步在山路上跋涉,和农场职工打篮球,与景洪农场宣传队一起演出,使我们对于农场所处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有了些初步的了解和体验。

    从版纳回到昆明,当地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云南省有关部门已经无暇顾及我们,通往云南的官方渠道就此中断,此事被暂时搁置。

    但是我们并没有停止努力。回到北京后成立了赴云南的专门筹备机构,地点设在位于东四附近煤渣胡同的首都中学红代会东城区斗批改办公室。筹备机构设有宣传组、组织组、联络组,主要进行的工作是宣传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同学参加,向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申请,与云南方面继续进行联系等。在大家的积极努力下,参加的人逐渐增加,范围从北京65中扩大到东城区的其他一些学校,包括2中、2中、5中、女13中、河北北京中学等学校的同学。但到1967年下半年,我们提出的申请和与云南方面的联系仍然没有结果。大家觉得不能这样无休止地等下去,决定第二次派代表去云南。当时“大串联”早已经停止,火车不再对学生免票,于是大家凑钱为去云南的代表买了车票。

    1967年10月,第二批由不同学校组成的4个同学代表又踏上了赴云南的行程。当时云南作为边疆省分已经实行军管,我们到昆明后找到主管此事的省军管会边疆组,那里的负责人桑传宝和工作人员王魁林接待了我们。桑传宝时任昆明军区作战部副部长,据说当年曾经是威震敌胆的战斗英雄,说话干脆利落。当他听我们说明来意和前后联系考察过程,对我们支援边疆建设的愿望和要求表示理解和支持。但是也同时表示,由于云南当时正处于特殊时期,各级组织的工作也不正常,因此暂时无法接收我们。而且他认为,此事应该通过政府和组织的渠道进行,建议我们回去后找北京市有关主管部门联系或向中央反映。

    通过第二次云南之行,我们知道了在当时的形势下,仅仅靠我们自己联系还不行,必须通过“官方”的渠道。于是我们不顾当时冬天的寒冷,冒着刺骨的寒风,骑着自行车一趟趟地跑北京市革委会,跑北京市安置办公室,但是得到的答复都是北京没有去云南的安置计划,云南目前也暂时无法接收。


                                       周总理批准了我们的请求

    机会终于到了。1967年11月27日晚上,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群众代表。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在煤渣胡同赴云南知青筹备组值班的3位同学立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看到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等领导同志都坐在主席台上。由于去得匆忙,原来早已经写好并且已经上报过的书面报告没有带去,3个人就在会场上临时找了一张纸,根据记忆,有人口述、有人执笔,当场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写到:
    “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
    我们是北京中学红卫兵,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革命的道路已经选定,我们就坚决走到底。我们在去年年底和今年10月份两次赴云南边疆进行调查、联系。
    我们经过几个月的实际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地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的橡胶生产更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美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世界人民争气,我们志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以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报告写好后,他们守在会议室门口寻找总理上卫生间的机会把报告当面呈交给了周总理。总理在简单询问了有关情况后接过报告,亲切地答应认真看一下。3位同学不错眼珠地看着周总理回到主席台上,看着他老人家认真阅读了这份报告并且在上面批了字。

    几天后,北京市革委会计划组的有关人员召见了我们的代表,告诉我们周总理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要求,并且给我们看了总理批示的原件。我们看到周总理用铅笔在报告上批下了“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 周恩来”。

    后面,李富春副总理和北京市革委会的丁国钰、牛连璧都有具体批示,指定此事由市革委会计划组高寒松同志与云南方面联系落实。这份文件的编号为1967年中央传阅文件第6770号。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们深知,作为中国这个正处于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泱泱大国的总理,承担着怎样的历史责任和繁重工作。而他却在关心着我们一群普通青年学生的事,亲自受理并且批准了我们的申请。此时此刻,我们真想对他说一句: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啊,您为我们操心了!”


                                      奔赴西双版纳

    等待北京市革委会与云南的联系结果还有一段时间,为了不辜负周总理的期望,我们利用这段时间积极做好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除了个人收拾行装,进行物质上的准备外,我们提出还要进行思想上的准备。1967年12月25日,我们全体人员到民族文化宫参观了《纪念白求恩》展览,用白求恩的精神鼓舞和激励自己。为了提前适应即将到来的艰苦生活,从1967年12月31日到1968年1月23日,我们组织全体人员到京西门头沟煤矿,参加了近一个月的劳动和整训。在那里,我们和工人一起下矿跟班劳动,先乘升降缆车到地下,再坐矿车,最后走路来到工作面。在井下,我们学会了打眼、放炮,再把碎煤用铁锹铲到传送带上,这样的重体力劳动一干就是整整8个小时,加上来回路上的时间和上来洗澡的时间,每天的工作时间达到10个小时以上。我们还和由著名军队作家魏巍担任军代表的矿军管会和支工部队的解放军一起学习,一起座谈,参加他们的年终总评会和煤矿革委会的成立大会。在那段时间里,煤矿创造了日产煤5037.3吨的历史最高纪录,这其中自然也有我们的一份劳动。

    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的同时,最后确定落实了首批赴云南知青的人数,共50人,这是当时确定的限制名额。以后又有一些同学陆续加入,使首批北京赴云南知青的人数,最终达到58名。

    1968年2月2日下午,在北京东城区人民武装部礼堂,有关方面为北京首批赴云南知青举行了欢送会。当时分管中学“支左”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仲奇专程前来为我们送行,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和希望。北京市革委会计划组副组长刘双和、首都中学红代会代表李冬民、云南省军管会边疆组代表王魁林在会上分别发了言。会上,我们首批赴云南知青全体人员举手宣誓,面对家乡父老立下了庄严的誓言:“我们下定决心勤勤恳恳地为工农群众服务,和云南边疆的劳动人民一起,艰苦奋斗一辈子,让西双版纳为祖国献出更多的橡胶。”

    1968年2月8日,是我们从北京启程的日子,那天众多送行的人群挤满了北京火车站第一站台,他们之中有我们的亲人、同学和朋友,也有许多素不相识却关心着我们的人。随着火车汽笛的一声长鸣,列车载着我们50多名年轻人,也满载着我们的理想和总理的希望奔向远方。

    从那时起,北京知青上山下乡到云南的安置渠道被打通。1968年12月22日全国上山下乡高潮开始以后,又有大批北京知青到云南,仅西双版纳就接收安置了北京知青3051人,加上上海、四川和云南本地知青,西双版纳共有知青5.6万人,整个云南垦区号称有10万知青大军。他们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在这广阔神奇的土地上书写着青春的历史,也获得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感受。


                                     永久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到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落户后不久,就听说周总理又委托当时中央军委办事组的罗元发将军,向云南有关方面了解我们在云南边疆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我们中的代表还在应邀回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时,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听到这些消息,我们个个欢欣鼓舞,再一次感受到了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来自身负重任的共和国总理的亲切关怀。

    边疆的生活并不像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浪漫。住的是茅草竹蔑房,吃的是难见一点油腥的白水煮菜,有时甚至是盐水泡饭。在山上,我们顶着亚热带的烈日,汗水、泥土和飞起的草屑一起粘在身上;暴雨中,我们的汗水与雨水一起流进地里。衣服湿了,又干了,背后一块块白色的碱疤。还有精神上的煎熬,日复一日的艰苦劳动和单调的生活,使我们感到离父母亲温暖的家和现代文明是那样的遥远。每当这个时候,当我们想起我们曾经向总理立下的誓言和总理那期望和关切的目光,我们就又有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力量。于是,我们作为农垦工人,在这里生活和战斗了10年以上的时间。这段时间成为我们人生中永远难以忘怀的宝贵经历,使我们受到陶冶和磨练,变得坚韧、有力和深沉。

    1976年1月9日,传来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当时我们已经分散在云南农垦的不同农场,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悲痛,自发地用不同的形式进行我们心中的悼念。有的担任分场领导的同学不顾当时自上而下的层层禁令,在自己的单位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有人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遗像两旁,挂着党旗,有基干民兵持枪守卫。各队的广大职工和知青,用橡胶树枝和叶子扎成花圈,排成长龙,从四面八方,迈着沉重的步伐,含泪向总理告别,抽泣声响成一片……”。

    在我们的心里,激荡着一个共同的声音:“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


■ 作者介绍:

何龙江:男,1947年出生。1968年2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作为北京首批赴云南知青之一到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落户。从1974年起,先后在云南省农垦总局、云南省科技干部管理局、云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1993年调北京,先后在国家劳动部(后改名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企业担任公务员和企业管理人员。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 上一篇文章:

  • 下一篇文章:
  • 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周总理的“近民”魅力与一些官员的“摆谱”
    周总理百年诞辰邢燕子侯隽参加《周恩来与天
    1965年7月5日,周恩来总理在石河子接见上海
    石河子周总理纪念馆(周恩来总理纪念碑)
    总理拉着我的手
    带着总理发给我的球拍下乡插队
    周总理,贴近着我们
    老知青回忆如歌岁月  大学生感恩总理情怀
    32年对周总理深情不减    著名知青昨岛城共
    周总理活在我们心中
    顾问:侯隽 董事局主席:孙奎连 站长:柴春泽 常务站长:刘军凤 蒙ICP备20002477号
    联系电话:0476-8350008 手机:13704765925 站长邮箱:cfccz@263.net
    主办:国际知青村联盟网 技术支持:启天网络 版权所有:国际知青村联盟网
      蒙公网安备15040202150516号